祁东县灵官镇敬老院，入住其中的6名老人站在门前。付达信因不愿交出住房而无法住进敬老院。
灵官镇敬老院由一所废弃中学改造而成。
付达信的家，现在租给一外村人居住。摄影 本报记者 吕宗恕
【前言】
去秋，湖南祁东七旬农民付达信“一劫成名”，他在北京站抢劫只求“入狱养老”；大年夜，河南邓州一九旬老人因无人照看被火烧死。
极端事例并非只展现了个案的贫穷与无助，更揭示了整个中国农民养老的现实困境，财政投入不足和村集体难承受五保供养之重。
在当下，有超过一亿的农村老人，依然靠农耕社会的“养儿防老”模式度过晚年。不同的是，社会经济基础和文化观念都已转型，土地和儿孙不再是完全的生活保障。而且将丧失劳动能力的农村老人，全部推给身负生存重压的后辈，也非他们所能够承受和应当承受的。
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建立“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这对于陆续进入老年型社会的中国农村而言，尤为迫切。毕竟，“老有所养”是社会基本文明的体现。
今日起，本报推出“农村养老调查”系列报道，力图展示农村养老现状，解析养老之困，探究建设性对策。
关注焦点
付达信的抢劫是对中国农村养老制度的一记警响。
这名70岁的湖南祁东县五保老人，来北京抢劫，并对媒体说这只是为了享受监狱待遇以便养老，他在祁东当地已有两年没吃上肉。
目前在该县有9成以上的五保老人未能住进敬老院，他们除了获得国家的补贴外，很少能获得更多的物质和生活帮助。有些地区村小组干部为老人讨要口粮都变得异常艰难。
有专家认为，村小组供养五保老人的能力在日益下降，五保供养的责任主体需要调整，政府应该承担起更多供养责任。
在人生的暮年，付达信出名了。
知道他出事的人说，这个老头胆大，竟敢在北京抢劫。认识他的邻居说，其实付达信也是没办法，“那么老了，没人养，不抢可能就没饭吃”。
去年冬天，湖南祁东县村民付达信来到北京站，当众抢劫，被抓入狱。他曾对媒体说，入狱只为了养老。
付达信是灵官村的五保户，进不了敬老院，一直孤独地生活着。去过他家的人说，“他穷得连电灯都点不起，说不定哪天这老头病死在床上都没人知道。”
祁东县“五保”老人(即指无赡养人、无劳动能力的老人)有10389人，类似付达信这样“散养”家中的，占总数的92%。
当地一民政官员说，解决好他们的供养问题，就跟当年甩掉穷帽子一样艰难，毕竟“这里基数大，底子薄。虽然现实严峻，但也没法子马上一步到位。”
“牢”有所养
70岁的湖南村民付达信因为贫穷无法养老，选择来北京抢劫，享受监狱中的“福利”
若不是上了电视，村里人还以为付达信仍在广西柳州收废品。
去年8月，在同乡带领下，付达信去了柳州。3天，他没收上一个废品。而且，70岁的他发现自己已骑不动小三轮。他决定赴京反映情况。
一路上，他不断捡着破烂，以凑足一张火车票的钱。
9月8日下午，付达信出现在北京站广场。一名妇女排队买票。付抢了她一张百元钞票，持刀笑着。
“神经病。”妇女嘟哝着走了。
“我当时这个气啊，想她怎么不喊啊，如果一喊，警察来了不就行了吗。”事后，付达信这样对媒体说。
他的下一个目标是回家的女大学生。这次警察来了。
付达信乐了，“我可以不做事，我可以进监狱享受福利了。”
“他生活得很苦，2003年每天生活费最少时只有1块钱。”付东文是付达信的邻居。她说，付达信早在2007年就曾赴京上访，不过那次没有结果。
村里人还说，付达信这辈子都是孤身一人在广西、广东打工，从没娶过媳妇。付在出事后说，他之所以没有结婚，就是因为穷。
付达信现在的屋子租给了一个叫胡俭的外村人住。胡俭说，记得一次天黑，付达信一个人捧着个大碗蹲在门口吃饭，除了饭和凉水，碗里没有菜。
付达信进监狱后3个月胖了10斤。他对狱警说，在狱中，这是两年来他第一次吃肉。每次吃饭，他总是一小口一小口小心地吃。
当法院判处他2年有期徒刑时，付达信对法官说，“您再好好审审吧，判得太轻了。”他说，留在监狱里，就不用为以后的生活发愁了。
孤独“散养”的五保户
付达信在村中靠贩卖鱼仔、烟丝为生，病了也无人照顾，也无钱买药，在床上挨着
付达信的屋子在灵官村的东头，是村小组中为数不多的旧房子，还只有一间。屋里屋外几乎一个样，都是土地面。不用进到最里面，就能闻到很重的霉味。所有家当就是一张木床、一口木箱、一把旧凳子、还有一个碗和一双筷子。
房子的前面，还有三间摇摇欲坠的破土屋，靠北边那间已破了墙，塌了顶。村里人说，那是付达信的老房，有不少年头了，也舍不得拆，但也住不了人。
付达信家兄姊4人，他排行第四。而这些亲人渐次离他远去。
付达信5岁时，父亲去世，接着母亲去世。然后，付达信的大哥搬至江西，姐姐嫁到广西，二哥和他同村务农，已经80多岁，日子过得也难。
付达信年轻时在外打工，直到老了，做不动工，才回村。
邻居付东文说，他回来曾和侄儿一起住过一段时间。后来50岁的侄儿搬到镇上的新房里，这里就只剩他了。
邻居付运生曾和付达信一起摆过摊。他们每天清晨，挑着鱼仔、烟丝，去二三十里外的村子卖。
“他老了，每次挑得少，走得慢。”付运生说，一天下来，运气好，他能赚一包烟的钱。运气不好，可能要倒亏本。
2003年，付达信去县民政局，反映生活困难。当时64岁的他才知道自己属于五保户，可以领补助。
从那年起，他领到了300元/年的补助。
2007年10月29日，湖南省颁布新的《农村五保供养工作条例》办法。办法规定：实行分散供养的，本人可以在家生活，可以由村民委员会委托他人照料。
同时，由乡镇人民政府和村民委员会签订供养服务协议。村民委员会应当与受委托照料人、五保供养对象签订供养服务协议。
而村里人说，付达信在家根本没人照顾。
付达信的侄儿也说，伯伯生病后没有钱去医院治，只有躺在床上挨着，算他命长，慢慢又好了，“再见到他时，他就是一个干枯的壳了。”
村长付发月说，付达信之所以不满意生活就是嫌补贴低，不够生活。一年600元平均一天也就1.6元。而现在肉要13元/斤。一个鸡蛋就要8毛。
“然后就是生病了没有钱治。”付发月说，付达信找过村里、镇里，甚至市政府，但都没有钱给他。因为国家在五保老人的医疗，尤其大病问题上，也没有实质性的措施。
迈不进的敬老院
付达信没按村小组规定交出住房和债权债务关系，也觉得敬老院不自由，所以未能集中养老
“五保”由来
中国农村五保供养制度建立于20世纪50年代的农业合作化时期。
1956年，政府颁布《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规定对生活没有依靠的老、弱、孤、寡及残疾社员，由集体给予保吃、保穿的保障，对于年幼的人保证其接受教育，对于年老的人保证其死后安葬，这些保障简称“五保”。
供养难的原因
1、五保资金筹措没有保障
市场经济中，村集体筹措资金能力降低。
2、五保供养制度没有根据实际情况及时调整
目前，村集体依旧被规定是五保供养的责任主体，集体经济受到削弱，集体观念面临瓦解，干部动员资源能力下降。
3、农村社区建设滞后，社区服务水平低
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深入和人口迁移的加速，一些乡村社区正在趋于解体，这一进程对五保老人的生活质量造成了很大的负面影响。
4、农村群众集体意识削弱，互助意愿不足
受市场经济的冲击，公众道德素质有滑坡的趋势。很多人过分关注个人利益，而对集体利益、对他人利益关心不够。
资料来源：洪大用等人撰写的《困境与出路：后集体时代农村五保供养工作研究》
村民王连补71岁，住在灵官镇敬老院。他说，他还记得付达信，有时付挑担子路过敬老院时，还会打招呼。
“按理说，付属于五保老人，应该也能住进这里。”王连补说，不知道他为什么没来。
如果不是当地人带领，很难找到王连补所在的敬老院。它没有挂牌，藏身于一处树林山坡边。该院由灵官镇兴办。
早在20年前，这里曾是一所中学。后来，每间教室统一被隔断成三个单间，一排共10间，食堂、厕所位置不变，废弃的中学就成了现在的敬老院。
2月2日是农历正月初八，按照农村的习俗，这日子还算过年。走进院落，房前的土坡下、水沟里堆满垃圾。地上不见鞭炮渣子，门口没有挂红对联，也没有闻到鱼肉酒香。一切跟没人住一样。
全院有18位老人，来自全镇各村，年纪最大的老人78岁。有三位身残不便者。现在，每两人住一间房，以便相互照顾。
王连补在灵官镇敬老院住了六年。之前，他是该镇崇高村七组的人。也是老光棍。因年老加上无人照顾，与其亲属联系后，组里决定把王连补送进敬老院集中养老。每年600斤的口粮由组里负责。
付达信此前也曾和村小组谈过进敬老院的事。
村长付发月说，如果付达信要进敬老院，村小组每年必须要为其交付600斤的口粮。而村小组首先要弄清楚他欠别人或者别人欠他多少钱，然后把他的房子交公给小组，才会答应替他交口粮。
“付达信不答应村小组的要求，所以就只有自己一个人过了。”付发月说。
而湖南省2007年实施的《农村五保供养工作条例》办法中规定，不得将村民私有财产交给国家或者集体作为享受五保供养待遇的条件。
条例中也没有规定村民必须在村集体交纳口粮之后才能入敬老院。
付发月说，他们是按照早已流传下来的老办法操作的，至于什么时候开始流传的，他也不记得了。“也正是很多老人不愿意这样，所以他们也就只能被分散在农村养老了。”
付发月记得，后来付达信本人也说，敬老院不自由，很难受，也不愿意进了。
“五保”蜕变为“一保”
市场经济确立后，担负供养五保主要责任的村小组，支配资源能力下降，为老人讨口粮成为难事
由于村小组不为付达信提供600斤口粮，付达信也就进不了敬老院。村小组的意见成为付达信是否能进敬老院的关键。
在农村，其实五保供养的主要责任人是村委会和村民小组。国务院在1994年颁布的《农村五保供养工作条例》，就已确定了这一性质。
“条例”中规定，五保供养工作是“农村集体福利事业”，因此资金筹措的主体是乡镇和村集体，尤其是村集体。
而村集体也有自己的无奈。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洪大用在农村调查发现，计划经济时期，农村集体经济居主导地位，村集体能有效支配现金和实物。而随着市场经济的逐步确立，集体经济受到削弱。尤其在税费改革后，具有一定随意性的“三提五统”制度被取消，村集体支配资源的能力进一步削弱。
邹庚寅就深刻体会到这一点。
他是砖塘镇的社会事务办(又称民政办)的主任。在他任职的这些年，经常为五保老人的口粮走村串户，逢人讨谷子。
砖塘镇现有人口36700人，五保户362人，已到敬老院集中供养的40人，剩下322人的口粮问题就有缺口。
他说，以太平桥村为例。该村14组，全组25人，五保户有3个人，计算下来就是7个人供养一个老人，而这7个人又有一半以上没有种田而到广西打工，大多数人一年都见不到一次面，更别说让他们给五保户供粮了。
邹还说，尽管现在种田有一定的补贴，一亩田一年收下的谷子，如果除去农药、化肥、种子和人工，根本就赚不了钱，所以这种情况下，让农户拿口粮，也不太现实，毕竟他们不拿口粮也不犯法。
洪大用调查发现，农村五保困境具有普遍性，几乎所有散居的五保户都不记得上一次吃肉和吃蛋是什么时间。集中供养的五保户生活虽然好一点，但大多没有买新衣服的记忆，他们的衣服要么已经穿了十几年，要么就是外界捐赠的救灾衣服。
洪大用曾撰文说，在一些地区，五保实际上已经蜕变为两保(保吃、保葬)甚至一保(保吃)。
因此有专家建议，政府应该取代村集体，成为供养五保老人的责任人，各级政府应当把实行集中供养作为五保供养的基本方向，把建设农村敬老院纳入社会经济发展规划。
贫困县“难顶”五保之重
祁东县财政收入全市倒数第二，仅够“保吃饭”，该县9成五保老人未能集中供养
祁东县的五保问题也是李虎霖心头上的一个问题。
他是民政局副局长，分管五保供养工作。他说，现在全县被集中供养的五保老人只有818人，不及总人数的十分之一。
2003年以前，祁东县的五保工作由各乡镇负责。免征农业税之后，政府开始更加重视五保工作，审批核定权从乡镇归到县一级人民政府。
五保老人的补贴标准开始逐年提高。2004年是400元/年，2008年是800元/年。
李虎霖说，对于一个贫困县，在政府财力未能大幅增长的前提下，政府的压力是可以想象的。
祁东资源稀少。没有工业，没有矿业。地处湘西南，条件艰苦。县财政可支配收入在全衡阳市排倒数第二，“是一个保吃饭的财政”。据称，2008年底，县财政还是借钱过的年。
李虎霖也说，如果让祁东县把现有五保户全部集中供养起来，政府每年的支出将是2340万，相炔扑案展?诘钠独?乩此担?遣幌质档摹?/p>
不过，祁东县还是在致力推进五保供养，尽快改善敬老院的硬件设施。据了解，该县23个敬老院中已改造完成的有15个(包括五保之家)，还有8个将在两年完成更新。届时，能接纳的五保老人超过千人。
破旧的灵官镇敬老院也被纳入2009年改造计划，将投资百万，建成一个有40张床位的全新敬老院。
但是还有绝大多数五保老人没能纳入集中供养。李虎霖说，祁东的五保供养形势依然不乐观。
“五保之家”蹒跚中试点
让散居的五保老人集中居住，相互照顾；但由于管理问题该县不少试点被撤，仅剩留7家
除了敬老院，在祁东还有一种供养五保老人的模式，就是五保之家。
位于中国黄花第一村的石亭子镇罗江村，有一处看似小学教学楼的两层建筑，每一间房就是两个五保老人的家。
2007年，由罗江村牵头，村镇企业投资近10万的小型福利院落成。设计床位数12人，到目前全部住满。春节前，作为主管单位的村委还专门派人检查卫生，给每户人家评级，还派发水果。
和传统敬老院不同，住在这里的五保老人没有食堂师傅和工作人员，每年得到补贴还是800元，而不是集中供养的补贴标准2340元/年。
老人们拿着这些五保金后，轮班烧菜做饭，一起吃，一起住。“生活自由，想吃什么就能做什么。”
李虎霖说，五保之家有投资少、便于布点等优点，但因没有工作人员造成管理跟不上也是现实问题，所以2007年全县不少试点被撤销，到今天只剩下最后的7家，现分布在石亭子镇、蒋家桥镇、凤岐坪镇和洪桥镇。
解决吃住后，医疗费不足就成了五保老人养老问题中最大的障碍。
五保老人徐世发今年68岁，住在风石堰敬老院。2008年12月不慎髋骨骨折，入院治疗已经花了3000多元，仍未康复。按照规定，他的医疗费远远不够支付诊费。后来，敬老院上报镇县两级政府后，多余部分从救灾救济款支付，才勉强能继续治病。
李虎霖说，对于五保户的就医问题，不能设置门槛，应以特殊人群特殊照顾，而且还不能以普通公民看待，应该给他们更多的关怀和更多的爱，只有这样，他们才不会像付达信那样偏激，做那种傻事。
村长付发月说，他们已经准备为付达信解决困难，增加生活费用；若村小组拿不出口粮，村里会想办法，并想动员付达信去敬老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