户籍改革过度激进的地方，往往都是贫弱地区，当地以改革之名，取消农民身份，实际是为了收回土地，借地牟利。这样大手笔的户籍改革，最终损害的还是民众的切身利益。
现有户籍制度一直饱受非议，其背后涉及的教育、住房、保障等民生问
题作为当下热点，更使它近来成为众矢之的，乃至于从今年年初到年尾，每一两个月，就有相关事态进入公众视野：两会代表呼吁加快户籍改革、公安部推动户籍立法、律师状告政府限制自由迁徙、浙江出台居住证制度替代暂住证……统一城乡户口，尤其是其捆绑的社会权利，成为舆论共识。整个社会发出的声响，都是巴不得调整的步伐可以朝这个方向迈得大点、再大点。
然而大步迈进，究竟能不能解开盘根错节的社会问题？前进道路上，会不会潜藏着一些中国式陷阱，是人尽皆知的大理念始料未及的？
比如说统一城乡户口，让农民和市民拥有同等身份，这毋庸置疑。然而实行过程中，有一个国情往往被舆论所忽略，那就是我们的户口制度还与土地制度息息相关。建国以来，中国没有出现过大规模的难民，主要原因在于还有一块土地，作为农民的最后保障底线。不少研究认为，曲折的历史演进中，中国农村一直能够保持如此稳定，拥有土地是关键，它让农民心里有底，不管在外受了什么委屈，或者因灾害、金融危机等不可抗力丧失工作，农民至少还能回家种地，得以安身立命。而这块土地的使用权，凭的就是农民身份，即农村户口。所以，若不先理顺土地改革制度，不先明晰农民和土地的发展关系，现在就去统一城乡户口，岂不等于剥夺了农民的土地，切断了他们的唯一退路？
又比如户口对城乡不平等的拉大。平心而论，城乡差距是由多种原因造成的，其中之一的户口还够不上“万恶之源”。任何一个现代国家，都不能没有人口信息的登记和管理，即使以自由著称的美国也有户口制度。只不过，我们的户口和各种社会福利捆绑在一起，说白了，它就是背后诸多权利的“看门狗”。只要具体的社保制度、教育制度没有完善，撤掉户口这头狗，还可以换上更加隐蔽的其他狗种，如金钱实力、人际关系等，结果依然于事无补。过高期待户口的作用，甚至仅仅咬住户口制度，反而会忽略被户口遮掩住的真正问题。
还比如，户口阻碍了人口自由流动是毫无疑问的。统一和规范劳动力市场，也确实是不可推卸的政府职能。但具体怎么做，西方标准就未必适合了。因为移民究竟意味着什么，我们与西方并不相同。社会学家费孝通研究认为，有别于西方的契约型社会，中国社会是根据人的熟悉程度由亲及远排列的差序格局。重视熟人环境，就会把“安土重迁”看得很重。人口移动叫“背井离乡”，终老要“落叶归根”，否则称之为“客死异乡”。这样的乡土社会中，移民未必一定呈现正面价值。进一步说，不受约束的自由迁徙，在任何国家都不存在。即使是美国等发达国家，定居城市一般也要有固定住所、一定的住房面积、居住年限及稳定的收入来源，否则将被法律制裁。迁徙如果影响老人、子女的抚养，会受到限制。领政府救济金的人也不得随便迁徙。在美国，个人及其子女能否获得当地的发展权，主要在于有没有向当地政府纳税。由此可见，发达国家的“迁徙自由”也是相对的，即便不设立“户口门槛”，也还有道“经济门槛”。如果把这套搬到当下中国，可能立马就有舆论跳起来大骂是“歧视穷人”。所以，我们的人口流动阀究竟怎么设，只有根据自己的社情民意摸索。
再比如户口制约了城市化，貌似是中国城乡二元体制的罪魁祸首。其实情况没那么简单。近期的《瞭望新闻周刊》报道了一批“农转非”人员，他们失去了自己的土地，又没有都市生存技能，优惠减免能给的都给了，仍然难以维持生计，只好以九年拒缴千万电费，来表达自己的不满。这并不是个案。西方在城市化过程中，尽管起因不同，也饱受类似痛苦：低教育人口缺乏在城市的扎根能力，必须选择资源相对便宜的地方，长此以往，聚集起一个个城市贫民窟，结果，城市自发隔离出不同阶层的活动区域，加剧了社会矛盾，隐患重重。换句话说，就算倾所有城市之力，吸纳了所有涌入农民，之后的发展将更有利于城乡和谐还是相反，尚未可知，仍有数不尽的难关等在前方。农民在城市安家落户，并不意味着城乡二元体制就被打破了。建国开始，我们“积极推进工业化，相对抑制城市化”，一个重要的心理因素，就是对西方“城市病”高度警惕。当时严格的户口制度，显然不是出于歧视农民，原因之一正是为了严防城市扩张。
时至今日，市场经济体制下，城市化已是大势所趋，但以中国“恐龙级”的人口规模、资源约束，怎样的城市化才最适合，答案并不明朗。国外一般经过农村-城市-特大城市-小城镇，而费老为中国设想的是一条“城镇化”模式：农村-小城镇-城市-大城市。由此，改革开放后的户口调整，才会选择从小城镇开始突破。十七大更是对十六大“走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进一步完善，提出“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可以说，我们已经走上了一条与国际不同的道路，户籍改革也势必与西方经验不同。
但无论如何，现有户籍制度严重滞后于社会发展，改变现状，朝民众期待的大方向调整，怎么强调都不为过。只是，我们也不免看到，户籍改革过度激进的地方，往往都是贫弱地区，当地以改革之名，取消农民身份，实际是为了收回土地，借地牟利。这样大手笔的户籍改革，最终损害的还是民众的切身利益。道德上的呼喊可以简单明了，一旦实践起来，怎样才能真正保护农民、打破二元结构，却是埋着许多地雷，只有步步为营，一个萝卜一个坑地解决。舆论热情之余，更需要脑袋冷静。（龚丹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