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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籍改革,不能忽视前进中的盲点

网友投稿  2007-12-27  互联网

  户籍改革过度激进的地方,往往都是贫弱地区,当地以改革之名,取消农民身份,实际是为了收回土地,借地牟利。这样大手笔的户籍改革,最终损害的还是民众的切身利益。  

  现有户籍制度一直饱受非议,其背后涉及的教育、住房、保障等民生问
题作为当下热点,更使它近来成为众矢之的,乃至于从今年年初到年尾,每一两个月,就有相关事态进入公众视野:两会代表呼吁加快户籍改革、公安部推动户籍立法、律师状告政府限制自由迁徙、浙江出台居住证制度替代暂住证……统一城乡户口,尤其是其捆绑的社会权利,成为舆论共识。整个社会发出的声响,都是巴不得调整的步伐可以朝这个方向迈得大点、再大点。

  然而大步迈进,究竟能不能解开盘根错节的社会问题?前进道路上,会不会潜藏着一些中国式陷阱,是人尽皆知的大理念始料未及的?

  比如说统一城乡户口,让农民和市民拥有同等身份,这毋庸置疑。然而实行过程中,有一个国情往往被舆论所忽略,那就是我们的户口制度还与土地制度息息相关。建国以来,中国没有出现过大规模的难民,主要原因在于还有一块土地,作为农民的最后保障底线。不少研究认为,曲折的历史演进中,中国农村一直能够保持如此稳定,拥有土地是关键,它让农民心里有底,不管在外受了什么委屈,或者因灾害、金融危机等不可抗力丧失工作,农民至少还能回家种地,得以安身立命。而这块土地的使用权,凭的就是农民身份,即农村户口。所以,若不先理顺土地改革制度,不先明晰农民和土地的发展关系,现在就去统一城乡户口,岂不等于剥夺了农民的土地,切断了他们的唯一退路?

  又比如户口对城乡不平等的拉大。平心而论,城乡差距是由多种原因造成的,其中之一的户口还够不上“万恶之源”。任何一个现代国家,都不能没有人口信息的登记和管理,即使以自由著称的美国也有户口制度。只不过,我们的户口和各种社会福利捆绑在一起,说白了,它就是背后诸多权利的“看门狗”。只要具体的社保制度、教育制度没有完善,撤掉户口这头狗,还可以换上更加隐蔽的其他狗种,如金钱实力、人际关系等,结果依然于事无补。过高期待户口的作用,甚至仅仅咬住户口制度,反而会忽略被户口遮掩住的真正问题。

  还比如,户口阻碍了人口自由流动是毫无疑问的。统一和规范劳动力市场,也确实是不可推卸的政府职能。但具体怎么做,西方标准就未必适合了。因为移民究竟意味着什么,我们与西方并不相同。社会学家费孝通研究认为,有别于西方的契约型社会,中国社会是根据人的熟悉程度由亲及远排列的差序格局。重视熟人环境,就会把“安土重迁”看得很重。人口移动叫“背井离乡”,终老要“落叶归根”,否则称之为“客死异乡”。这样的乡土社会中,移民未必一定呈现正面价值。进一步说,不受约束的自由迁徙,在任何国家都不存在。即使是美国等发达国家,定居城市一般也要有固定住所、一定的住房面积、居住年限及稳定的收入来源,否则将被法律制裁。迁徙如果影响老人、子女的抚养,会受到限制。领政府救济金的人也不得随便迁徙。在美国,个人及其子女能否获得当地的发展权,主要在于有没有向当地政府纳税。由此可见,发达国家的“迁徙自由”也是相对的,即便不设立“户口门槛”,也还有道“经济门槛”。如果把这套搬到当下中国,可能立马就有舆论跳起来大骂是“歧视穷人”。所以,我们的人口流动阀究竟怎么设,只有根据自己的社情民意摸索。

  再比如户口制约了城市化,貌似是中国城乡二元体制的罪魁祸首。其实情况没那么简单。近期的《瞭望新闻周刊》报道了一批“农转非”人员,他们失去了自己的土地,又没有都市生存技能,优惠减免能给的都给了,仍然难以维持生计,只好以九年拒缴千万电费,来表达自己的不满。这并不是个案。西方在城市化过程中,尽管起因不同,也饱受类似痛苦:低教育人口缺乏在城市的扎根能力,必须选择资源相对便宜的地方,长此以往,聚集起一个个城市贫民窟,结果,城市自发隔离出不同阶层的活动区域,加剧了社会矛盾,隐患重重。换句话说,就算倾所有城市之力,吸纳了所有涌入农民,之后的发展将更有利于城乡和谐还是相反,尚未可知,仍有数不尽的难关等在前方。农民在城市安家落户,并不意味着城乡二元体制就被打破了。建国开始,我们“积极推进工业化,相对抑制城市化”,一个重要的心理因素,就是对西方“城市病”高度警惕。当时严格的户口制度,显然不是出于歧视农民,原因之一正是为了严防城市扩张。

  时至今日,市场经济体制下,城市化已是大势所趋,但以中国“恐龙级”的人口规模、资源约束,怎样的城市化才最适合,答案并不明朗。国外一般经过农村-城市-特大城市-小城镇,而费老为中国设想的是一条“城镇化”模式:农村-小城镇-城市-大城市。由此,改革开放后的户口调整,才会选择从小城镇开始突破。十七大更是对十六大“走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进一步完善,提出“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可以说,我们已经走上了一条与国际不同的道路,户籍改革也势必与西方经验不同。

  但无论如何,现有户籍制度严重滞后于社会发展,改变现状,朝民众期待的大方向调整,怎么强调都不为过。只是,我们也不免看到,户籍改革过度激进的地方,往往都是贫弱地区,当地以改革之名,取消农民身份,实际是为了收回土地,借地牟利。这样大手笔的户籍改革,最终损害的还是民众的切身利益。道德上的呼喊可以简单明了,一旦实践起来,怎样才能真正保护农民、打破二元结构,却是埋着许多地雷,只有步步为营,一个萝卜一个坑地解决。舆论热情之余,更需要脑袋冷静。(龚丹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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