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是一种资源，从人类社会的发展看，在农业社会时代，绝大部分土地用于农业生产。而到了工业社会，特别是现代，它越来越多地要向工业化和城市化用地进行重新分配。如果土地资源使用的再调整速度，不适应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的发展，可能粮食生产较为稳定，但会发生建设土地价格和房价暴涨的后果，最终虽然粮食价格可能平稳没有影响人民食品方面的生活，但有可能因地价和房价上涨过快而影响人民居住消费方面的生活，或者因生态用地减少而影响人们生活的环境质量。

　　中国的特殊国情是人多地少，现在又处在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关键时期，既要考虑发展过程中的交通、工业、商业，基础设施、居住、城市公共等用地，也要考虑生态的恢复，如退耕还湿还林、退牧还草等，在常规的农业技术和土地分配思路下，在处理保证粮食安全的重大关系上，实际会陷于两难处境。如果不从一个更大视野去系统地综合地考虑问题，我们将无法走出粮食安全与工业化用地的两难困局。

　　首先，保证粮食安全，节约粮食用地，要加快农业的技术进步。仅仅就施肥来看，由于技术落后，虽然中国耕地仅占世界耕地的７％，但却使用了世界３５％的化肥。目前中国氮肥当季利用率仅为３０％～３５％，磷肥利用率仅为１５％～２０％，钾肥利用率也不超过６５％。而有大量的实验表明，如果采用目前已经成熟的长效缓释技术的复合肥料，肥效将提高３０％，小麦、玉米等大田作物产量将提高２０％以上。而且，不仅农业产品可以大规模增产，大量节约耕地，同时还可以减少农业的面源污染，也减少由于生产化肥形成的资源浪费和废气排放。

　　其次，要推进城市化进程，通过土地的流转和集中，促进农业生产的规模经营。由于家庭经营的承包规模太小，导致经营成本相对很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很低，国家虽然种粮补贴等规模较大，分摊到每个农户很少，与出外务工相比，种粮不赚钱，加上农业不再交税，不种田的机会成本为零，实际上导致了农民将大量的田地抛荒。如果以５％计算，全国抛荒耕地达９０００万亩。因此，稳妥但必须加快耕地的流转和土地集中，使农业生产向现代适度规模农业转型。

　　我曾经在北京去往广州的旅途中，在晴朗高空看过华北、长江中下游平原，村庄非常密集，所占土地的面积几乎在３０％左右，分散和平面化居住及办企业方式，土地的浪费实际上很大。城市化过程，人口向城市和城镇集中，多层楼房居住方式，和多层厂房生产方式，无疑会节约用地，会促进农业土地的规模化经营。有的学者对此有异议。确实，从短期看，可能转移到城市和城镇的人口，既在农村留有住宅，又在城镇中需要住房，可能增加了住宅用地。但是，从长期看，农村一定会合并，一定会减少，一定会腾出村庄公共用地和宅地，变为农田；更重要的是，１０个劳动力种的耕地，村民转移后，最后由３个人种，土地的集中度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耕地抛荒率下降。这两个途径，无疑会促进粮食生产水平的提高。关键的配套措施是，要对占用土地资源多的别墅、低层、平面宅院和厂房，课以较重的房产税和土地使用税。

　　再次，通过整理土地，增加耕地。除了推进城镇化，逐步撤村集中腾出土地外，在不影响生态用地的前提下，对一些可耕的荒地，对一些经过投入基础条件后可变耕地的沙漠，对一些可利用的滩涂，包括对一些开发区圈而未用的原耕地等，投资整理改造为耕地。这里的关键，一是对建设圈地而不用的，特别是对囤积土地的，要处以重罚，对不符合规划，并无资金能力进行建设的，应当坚决收回土地归为农用。二是对一些可整理为耕地的上述土地，国家要延长土地使用年期为９９９年，出让给投资者，明确其长期使用土地产权，使其有投入的积极性，从而动员全社会的力量来增加耕地。

　　第四，随着居民城市化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恩格尔系数持续下降，特别是技术进步逐步减轻人民体力劳动的消耗，使整个饮食结构中，粮食消费的比例将下降，而用地较少的集约化和工厂化生产的食品消费比重将增加，并替代土地来生产食品。这是一个规律性的过程，重要的是要在政策上鼓励用地集约性的农业产品的生产，包括在税收优惠、政策性贷款等方面给予支持。

　　第五，考虑到我国耕地较少，土地还要在生态、城市、交通、工业、居住等方面进行分配，应当严格限制工业用粮，特别是不鼓励，甚至禁止粮食作为原料的再生能源工业的发展；应当严格禁止国外投资商在中国租用和承包耕地，种植农作物，进行燃料油和其他工业原料的加工，再出口；减少，甚至严格禁止粮食产品，包括其他土地密集型的农业产品的出口，取消其出口退税，特别需要出口的，征收高额的税收。需要认识到的是，如果政策上鼓励土地密集型的农业产品出口，除了造成国内用地紧张外，还会造成更多的农业面源污染，出口我国本来就很紧缺的淡水，并且其使用化肥的生产还要消耗其他资源和形成大量的排放。

　　第六，要考虑中国的比较优势和比较劣势，适当进口一定规模的粮食产品，以使国内其他居住、交通、生态等用地需求有一个较为宽松的条件，从而抑制地价和房价的过快上涨。从劳动力的利用来看，农业劳动力多而地少是我们的比较劣势。我们集中很多的劳动力在规模很小的地块上进行粮食等低收益的生产，从比较优势看，是极不合算的。如果小地块和人多的生产方式不变，随着劳动力收入水平的提高，粮食产品的劳动力成本实际将越来越高，会发生劳动力成本推动的粮食价格上涨；如果将土地上多余的劳动力转移出来，从事劳动密集加工工业，由于劳动力成本与许多国家工资水平相比较低，有比较竞争优势，将农业剩余的劳动力转移并转化为加工工业优势，换取地多而人少国家的粮食产品，对于我国来讲是合算的。

　　一些学者认为，我国应当完全自主生产粮食，以便避免国外不卖给我们农业产品导致粮食不安全的问题发生。但是，国际粮食供应不是寡头垄断的市场，而是多企业和多国竞争性的市场，大宗供应粮食的有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欧盟各国；为了政治选情和农民利益，许多国家对其农业生产有政府直接或者间接的补贴，鼓励其出口。其出口的比较优势主要来自于人少地广，或者技术进步、城市化及居民消费结构改变后对粮食消费减少而富余出来的农业产品。双方的比较优势相互交易，弥补各自的比较劣势，是发展经济学和国际经济学上非常重要的战略导向，是一种双赢或者多盈的合作。

　　而从另一方面看，进口一些粮食，实际上也就进口了我国稀缺的土地和淡水等资源，节省了需要生产化肥的能源和资源，减少了生产农业生产资料的工业排放，并且还会相应减少一部分农业面源污染。

　　总之，我认为，粮食安全要在一个较为宽阔的视野上思考问题，用系统和综合的办法，既要保证粮食产量和供应量，也要保证能有一部分土地资源进入再分配，供应居住、生态和其他建设用地，适应工业化和城市化的需要，以防地价和房价上涨过快而影响人民生活和国民经济的良性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