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孟德才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党的十九大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是新时代做好“三农”工作的总抓手。过去一年，乡村振兴开局良好，取得了显著成绩。今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之年，深入推进乡村振兴战略，还面临哪些问题？又该从哪些方面重点发力？如何广泛凝聚共识、创新举措，让乡村振兴的美好理想逐步照进现实？3月11日，在全国政协十三届二次会议民盟界别联组会议上，委员们就这些话题展开热议。
科学布局，统筹城乡，长远谋划乡村振兴宏伟蓝图
“乡村振兴，规划先行。然而2018年我在调研中发现，很多地方乡村规划较为滞后，有的村庄房子建的很漂亮，路修的也很整齐，但村庄人口布局、功能区划分等方面却存在较大问题。”全国政协常务委员、中国科学院院士郑兰荪在谈及乡村规划问题时说。
全国政协常务委员、民盟中央常委、四川省政协副主席赵振铣也指出了乡村规划的重要性。赵振铣说，我国在城镇化建设中积累了丰富的规划经验，然而在乡村发展方面，规划意识和经验还比较欠缺。对此，他建议，要在城乡融合发展的背景下，以县域为单位，在准确把握城镇化发展规律基础上，充分考量经济社会发展前景和人口迁徙情况，打破现有行政和经济区划、传统集镇功能定位以及“小散乱”的发展空间，科学编制高质量的县域乡村振兴规划。
“乡村振兴，要确保规划的长久性，不能因为地方领导人事调动而频繁改变。”全国政协常务委员、民盟中央常委贾楠建议，城乡融合发展要取消或淡化对城镇化率的追求，特别是不要把城镇化率作为地方政府的考核指标。
特色引领，突出融合，牢牢夯实乡村振兴产业基础
“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基础。如果我们不重视乡村产业发展，产业的基础不牢，农村以后是注定要走向凋敝的。”全国政协委员、民盟中央常委、甘肃省副省长张世珍建议，国家要尽快出台乡村产业培育与发展专项计划，成立乡村产业培育专项基金，制定相应的推进措施和税收信贷政策，积极引导农民自力更生发展产业，不断做强农业发展主板，拓宽增收致富渠道。
除了要在政策、资金、项目上加强对乡村产业的扶持，乡村产业如何因地制宜找到自我发展的最佳突破口？全国政协常务委员、民盟中央常委、安徽省政协副主席郑永飞认为，我国幅员辽阔、乡村众多，不同村庄资源禀赋各异，乡村产业振兴，要结合各地实际，突出特色，鼓励农民发展“一村一品”“一县一策”特色产业，着力打造一批具有较高知名度、美誉度的农字号品牌，走出一条小而美的乡村优势特色产业发展之路。
全国政协委员、浙江省宁波市副市长许亚南认为，农文旅融合发展是乡村产业振兴一个不错的方向，它不仅实现了“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的有效转化，还拓展了传统农业的功能边界，促进了乡村潜在资源的充分利用。“通过农文旅融合发展，农民的眼光跳出一亩三分地的局限，有的办起了农家乐，有的搞起了创意农业、智慧农业，有的实现了从卖产品向卖风景的转变，乡村产业的形态和类型得到极大的丰富。”许亚南说。
筑巢引凤，开门纳贤，着力强化乡村振兴人才支撑
当前，乡村人才匮乏、流失严重，与乡村振兴需要极不匹配，是很多地方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所直面的现实。
对此，全国政协常务委员、民盟中央常委、湖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杨维刚直呼，要把人力资源开发放在乡村振兴的首要位置。杨维刚认为，随着时代发展，乡村人才需求类型也发生了变化。帮助村民实现全面小康的带领人、发展特色产业的技术人才、农产品销售人才、生态宜居村庄管理建设和引领乡风文明的人才等，都是当前乡村振兴紧缺的人才。
如何把这些紧俏人才吸引到乡村？杨维刚建议，要尽快健全人才服务乡村激励机制，建立乡村人才振兴统筹协调机制，加快制定乡村人才振兴专项行动方案，设立乡村人才振兴专项资金，把乡村人才工作列入市、县、乡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实绩考核，打破户籍、地域、身份等限制，因地制宜、不拘一格选拔人才，拓宽乡村人才来源渠道。
乡村振兴的人才，不仅要引进来，还要留得住、能发挥作用。对此，全国政协委员、福建省人大常委会法工委主任李明蓉建议，针对乡村干部任务重、压力大、待遇低、发展空间小等问题，有关部门要提高重视，创新村级组织人才队伍管理体制，探寻村干职业化管理路子，研究解决村干身份编制转变问题，完善村级组织人才队伍工作绩效考核办法，坚持提高待遇与减负增效并举，切实解决村干后顾之忧，提升村干职业的吸引力。
深化改革，要素重组，不断激发乡村振兴内在活力
长期以来，城乡二元结构极大地阻碍了我国农村的发展。张世珍分析认为，在轻农、去农文化的影响下，许多解决“三农”问题的政策举措，从根本上还没有脱离城乡二元治理思维，城乡二元结构对于乡村发展的制约作用依然显著。
赵振铣也有类似看法，“城乡二元结构不消除、固有体制机制的束缚不打破，城乡发展要素就无法流通，乡村发展就难有活力。”
对此，赵振铣建议，激发乡村发展活力，必须加快推进农村各项综合改革。首先，要进一步深化农村行政体制改革，探索乡镇机构改革，减少乡镇设置，简政放权、转变管治思维，推动乡镇人民政府职能由管理型向服务型转变。其次，要进一步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通过立法等途径，探索适应时代发展需要的农村土地流转制度，加大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三项试点和推广工作，依法维护农村集体、农户和农业的投资人各方合法权益，为乡村振兴和农村全面发展提供基础性、制度性保障。再次，要进一步建立多元化投资体制，完善各级政策性农业信贷担保服务体系，完善涉农贷款风险分担与补偿机制，依法保障投资者权益，引导更多城市资本流向农村。创新投融资模式，探索基金资金、股权众筹、开发性银行政策资金、政府贴息等多种方式，破解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融资难”“融资贵”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