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人已去，精神永存

    徐恒杰

    一位可敬的、心中始终牵挂着农民冷暖的三农工作者杜润生离世而去了。他的名字永远和中国农业、农村和农民紧紧联系在一起。

    他是中国农村改革的开拓者之一，农村改革重大决策的参与者和亲历者。他一辈子都在为农民利益鼓与呼。

    10多年前，受报社委派，我到砖塔胡同杜老的办公室对他进行过一次采访。那时，他已经耳背，几乎听不到，只能根据记者事先发给他秘书的采访提纲来回答问题。他的办公室里最引人注目的物件是一把镶嵌着石料的躺椅。这是与杜老素不相识的农民送的，是农民对他工作的肯定。

    杜润生先生的三农情结与相关经历是一本厚厚的教科书。

    他亲身经历了中国近现代的许多风云变幻，其中许多关系到中国农民的政治经济地位变化。在从传统国家向现代国家的转型过程中，中国农民的屈辱与苦难使他忧思难忘。因而，在不断从事了与农村改革紧密相关的革命工作之后，他始终为农民的权利鼓与呼。

    上世纪30年代初的北平师范大学文史系学生杜润生，在中国共产党高举的“民主、自由、抗日”旗帜的感召下，和成千上万的知识分子加入了革命的队伍。1948年，中南土改时，已是党的成熟干部的杜润生主持土改工作，很注意掌握政策，没有搞“左”的那一套。他在土改中提出给农民“四大自由”——商品交换的自由、借贷自由、雇工自由和租佃关系的自由。土改很顺利，也很有成就。因为在土改的良好表现，1950年初中共中央决定召开全会讨论土地改革时，为起草土地改革报告，他两次被毛泽东同志召到中南海，后来又担任了中央农村工作部秘书长。合作化运动“高潮”前夕，被调离了中央农村工作部。

    多年以后，杜老在总结这段历史时说，在实现合作化之后，农村并没有发生预期的变化，1956年粮食反而减产了。“人民公社制度作为一项社会试验，划定一个地方实行，本不应非难。但人民公社一声号令，一下子就卷入6亿人口，付出代价太大了。”

    熬过了“文革”岁月，杜老在1979年重新回到了离开24年的农村工作部门。他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反复思考如何改变农业生产率落后与土地产出率低下的现状。他在总结安徽小岗村“包干到户”经验的基础上，开展农村改革的理论和政策研究，为将农村改革迅速推向深入、在全国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奠定了理论基础。后来，杜老在中央领导同志和国务院领导的全力支持下，主持制定中共中央、国务院指导农村工作的政策文件，特别是参与主持五个中央“一号文件”的起草工作，对农村改革起到了强有力的推动作用。这些文件的下发和贯彻执行，纠正了人民公社“吃大锅饭”和平均主义分配弊病，使几亿农民获得了生产自主权。他在改革农产品流通体制，建立市场经济体制，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发展多种经营和乡镇企业，推行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突破二元结构，鼓励农民进城务工经商，健全农民组织，维护农民的合法权益，在沿海、沿边进一步对外开放，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等一系列重大问题的突破上做了大量工作，为推动我国农村改革发展倾注了大量心血。

    虽然为农村改革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但他对自己的评价却十分谦虚。杜老2003年在他九十寿辰典礼的答谢辞中说自己“苦劳多，功劳少”。他同时透露了他心里的悬念，也就是面临待解决的重大问题，在脑筋里面放不下去：就是减少农村人口，组织好人口的转移，如能在本世纪中期，转移出2亿农民，使农民取得完全的国民待遇。现在有9400万人在城市与乡村之间摆动，有关城市要把这些人安排好。

    杜老的晚年始终牵挂着全国农民发展的命运。2001年杜老在一篇文章里疾呼“我们欠农民太多！重新审视‘三农’问题已经到了迫在眉睫的地步”。2006年8月，由农民日报社发起的我国农业界纪念邓小平百年诞辰暨“三农”思想座谈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93岁的杜润生出席会议并做了讲话。他说，包产到户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乳名，小平同志对农村改革提出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肯定包产到户。中央决定对生产责任制的问题发一个政策性的文件，就是我们后来说的中央一号文件。当时我们起草了个稿子送给了小平同志。小平同志毫不犹豫地批了四个大字：完全同意。我们在缅怀邓小平同志的时候，就不能不想起这些事。但是，就现在看，农民是一个弱势群体，国家要格外地给他们点关怀。《农民日报》要替农民说话，我们要共同维护农民的土地财产权利，防止各种利益集团的剥夺，反对剥夺农民，要保护农民。

    在杜老心中，农民的分量始终最重。他曾说：“我在农村问题上有一条原则：尊重农民，让农民真正解放。”

    斯人已去，精神永存。杜老常说：“给农民以国民待遇，将他们从土地和其他约束下解放出来，并不是有些人想象得那么可怕的事情。”这些呼吁，而今正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化得到印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