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技术困境才能释放制度善意
( 2015年10月21日 03 版) 在当前体制下,贫困证明是贫困生认定的核心。但现实情况是,即使盖着公章的贫困证明也缺乏公信力和说服力,究其原因,是因为开具贫困证明对村委会、居委会等来说低成本、低风险,在中国这样一个关系型社会,何不做个顺水人情?这就造成个别家境优越的学生同样可以办理贫困证明。
贫困生“比穷演讲”也好,“吃得太好无缘助学金”也罢,都有着良善的制度初衷,也是对贫困证明缺乏可信性的一种挽救和补充。只不过,由于缺乏强有力的实施操作系统,人性化的细节考量,让制度善意在执行过程中走了调、变了味。将食堂消费水平列入贫困生考察指标,在管理方式改变的方向上没错,因为“假贫困生”尽管在证明等方面可以造假,在消费偏好上却难以长时间伪装。但是在技术操作层面上来看,却是片面的,因为只考察食堂消费水平,难免会以偏概全,对消费情况的考察,更应当综合其他因素,如电子产品、服饰、交通出行等其他综合消费情况,这样才能在技术层面上更加科学合理。
华中农大将食堂消费水平列入贫困生资格认定指标,在管理观念上是正确的,只不过在技术层面上,尚有偏颇和不足之处。搞好贫困生资格认定,才能让助学资源物尽其用,高校应该在认定的技术层面上多动脑筋,加强和完善,这样才能最大限度释放制度善意。 湖北武汉杨朝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