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模农业一定能带来规模效益吗？在许多人的认识里，这几乎不成为一个问题，但事实并非如此。种植规模过小固然难有太多利润，种植规模过大获得的也可能是“虚假利润”。所谓“虚假利润”，是指这些利润并不是来自种植业本身，而是来自政府的补贴或奖励。

　　对粮食生产而言，规模扩大往往并没有提高土地的单产，很多时候反而是降低了。我国要发展适度规模化的农业，这就意味着并不是规模越大越好。一些人热衷于做大规模，包括一些工商资本下乡圈地，只是为了从政府那里获取更多的资源。本刊记者在基层的调研也印证了这一点。

　　主动缩减规模的大户

　　夏志鹏是湖南省益阳市赫山区的一位种粮大户。2010年，他拿出自己所有的积蓄与别人合伙流转了1300亩土地种植水稻。“结果第一年就亏了30万元。”夏志鹏说。

　　夏志鹏告诉记者，决定扩大种粮之前，自己单纯地认为“规模越大、效益越高”，在最初的理解中，“规模化种田”跟自己父辈种田的方式并无两样，“无非就是面积多一点”。

　　“当时也想着面积越多，能够得到的相关补贴也越多。”夏志鹏坦承，当时有关部门也鼓励大家往规模化的路子上走，“200亩起步，上不封顶”，只要达到这个标准，就很有希望获得奖励。

　　夏志鹏还记得，当时对大户的奖励，区里是一户3000元，市里是1万元，省里则达到了5万元。由于一下子流转了1300亩地，自己不仅成为各级领导的视察对象，更成为当地媒体的宠儿，时不时能在当地电视台“露个脸”。

　　在这种背景下，赫山区出现了好几个规模在1000亩以上的种粮大户。“说起来好笑，大户名气都很大，结果都亏得很惨。”夏志鹏说，自己就是其中之一。反思失败的原因，无外乎以下几条。

　　第一，配套设备设施严重不足，不要说烘干机，就连旋耕机、收割机也只有一两台，粮仓、机耕道也没有。

　　第二，由于面积过大，田间管理一塌糊涂。那一年到了7月末，别人的田里都插上了晚稻，他的田里还有大片早稻没收完。

　　第三，分身乏术，管理混乱。工人们“磨洋工”现象十分普遍，“吃饭的时候坐了好几桌，做事的时候出不出力谁知道？”夏志鹏说。

　　如今，夏志鹏开始走精耕细作的路子，主动把种植规模缩减到500亩。他计划用两三年时间改善地力，稳住一批熟练劳动力，建立财务制度和管理制度，拓展销售渠道，最终为自己生产的大米注册一个品牌。

　　“虚假利润”诱发扩张冲动

　　主动减少种植面积的不只夏志鹏一人。在山东章丘绣惠镇太平村，64岁的种粮大户张保华也是如此。“今年我这182亩小麦虽然遭遇了白粉病的威胁，但平均一亩地还是收获了1004斤小麦，比我前两年包地多的时候多收一两百斤呢。”张保华说。

　　张保华流转土地的顶峰是在2013年，达到670亩。他告诉记者：“以前面积小的时候，管理很及时，我自己都能看得过来，后来到了670亩，必须雇用很多劳动力，如果没有补贴，赚不了多少钱。”

　　张保华表示，自己种地较少时，精耕细作，土地单产高，每亩能有500元利润，种得多时，每亩就只有两三百元的利润，甚至更低。许多大户都有同样的经历。那么他们扩大种植规模的动力来自哪里呢？来自政府的补贴或者奖励。

　　2013年中央一号文件鼓励发展新型主体之后，山东对种粮大户进行了补贴。当时的规定为，凡种植水稻或小麦150亩以上、4000亩以下的，每亩补贴230元；4000亩以上的，给予定额补贴100万元。

　　在湖南，一些地方也曾出台大户扶持奖励措施，比如在长沙周边一些经济较为发达的区县，按照面积大小，当地政府会给予符合要求的种粮大户几万元到十几万元不等的奖金。还有一些县市则通过地方财政对大户购买农机农资进行补贴。

　　此外，由于涉农项目也倾向于将大户作为实施对象，使得不少人认为只要自己面积够大，就有希望挤进各种“项目笼子”，从中分得一杯羹。夏志鹏告诉记者，自己和合伙人就曾经为了到底是踏踏实实种粮还是“拉关系跑项目”争论过许多次。

　　“补贴、奖励的钱是一块‘虚假利润’，看起来好像规模经营之后赚钱更多了，而实际上是建立在政府扶持的基础上，不是从生产本身得来的利润。”山东财经大学农业与农村经济研究中心王蔚教授表示。

　　事实上，取得“虚假利润”的规模经营户还真不少。在离张保华不远的一个村，一位姓王的村民2013年包地400亩发展种植业，并在当年顺利拿到了山东种粮大户补贴。不过，2014年，由于管理不善，他每亩地赔了70元。

　　应鼓励适度规模、精耕细作

　　王蔚等专家表示，在人多地少的我国，特别是华北平原等地区，应该用土地产出率而不是劳动生产率来衡量一个规模地块所产生的效益，有规模不等于有效率，规模经营也不一定产生规模经济。

　　经验表明，大规模种粮的单产往往不及适度规模、精耕细作，如果没有补贴或奖励，效益并不好。实际上，鉴于这一状况，山东、湖南等地已经对大户补贴政策做出调整，或是降低补贴力度，或是更多地面向适度规模经营的家庭农场。

　　这无疑是一个可喜的趋势，但与此同时，仍有不少地方没有摆脱“越大越好”的惯性思路，还在采取种种措施鼓励超大规模，仿佛唯有如此才能显出当地农业发展的成绩。

　　华中科技大学教授贺雪峰表示，大规模的农业经营者或企业，因为租金高、规模大，而相应的利润薄、风险高。政府为了让规模经营者不破产，不得不为他们提供政策支持和资金支持，政府增加了负担，却不一定能达到预期效果。

　　多位专家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我国传统农区人口稠密，人均占有耕地少，城镇化水平也不算高，劳动力向二、三产业的转移并不稳定，为了给农民保留返乡就业的机会，不至于引发社会稳定等问题，并不适合大规模的土地集中经营。

　　山东省委农工办原副主任刘同理表示，我国应大力发展雇工较少乃至不雇工的家庭农场，种植面积从十几亩、几十亩到100亩，这比较符合国情，让农户家庭取得的种粮收益略高于或等于外出打工的“机会成本”，这样既有利于粮食生产，也有利于农民增收。

　　多位专家表示，目前农业扶持政策中，新增补贴向新型主体倾斜，但这类新型主体经营面积不宜过大，动辄数百、上千亩的经营面积很难产生示范效应，补贴这类群体也不利于生产出更多粮食，最终只是增加财政的负担。

　　同时基层不少干部群众建议，在小农户仍是种粮主体的我国，政府应该把主要精力放在完善农业生产条件和推进种粮便捷化方面，比如加大对基础设施和社会化服务的投入力度，而不应一味追求种植规模和土地流转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