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7日，在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北京校区举办的“2015第四届中国国际农商高峰论坛”上，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韩俊发表了关于中国农业的主题演讲。
韩俊认为，要放活农村土地的经营权，但是要防止强制农民流转，防止片面追求大规模经营，大规模的农场不适合中国的国情。
以下为韩俊演讲全文：
大家上午好，非常荣幸来参加第四届农商高峰论坛，去年社刘院长的邀请，我也有幸参加了。
今天我们的主题非常好，开启现代农业新的时代。我们农业的发展面临着很多新的挑战，在中国我们把农业问题、农村问题、农民问题总是放在一块来考虑的，农业问题它不像工业问题、商业问题，工业问题、商业问题可能主要是一个产业发展的问题，农业问题在中国既是一个产业问题，但更是一个农民的问题，我们任何一项农业政策，我们要考虑它对农民的影响，对农民的就业、对农民福利的影响。我们的农业现在确实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面临着很多严峻地挑战。
中国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来，中国要强农业必须强，中国要美农村必须美，中国要富农村必须富，这是我们制订三农政策一个最基本的遵循。现在讨论现代农业新的时代，从中国来讲我们农业发展新阶段在制订政策的时候，现在面临着两个最严峻的挑战：
挑战一，我们的资源环境约束，已经到了极限，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我们怎么能够来确保我们国家的粮食安全，特别是我们怎么能够提高农业可持续发展的能力？这是我们无法回避的问题。
挑战二，我们现在国内的农产品的价格已经全面地在逼近，甚至超过国际农产品的价格。在这样一个背景下，中国农业还有没有竞争力，这也是我们必须要回答的一个问题。
下面我可以先给大家介绍一下情况，首先农产品价格天花板封顶效应，现在我们必须要面对，这是到3月底的数据，玉米、大豆、小麦、大米的一些价格差距，国际粮食谷物到岸征税以后，到岸价格比我们要便宜很多，一斤玉米要便宜接近5毛钱，一斤小麦便宜3毛5分钱，一斤大米便宜5毛多钱，大豆现在已经没有关税配额的限制了，大豆已经大量地进来了。但是玉米、小麦和大米因为有关税配额的限制，配额以内关税很低的，但是配额以外关税是很高的，今后三五年我们还不必过于担心国外廉价的谷物能够冲击中国的市场，因为现在关税配额以外进来的话现在很困难，我们去年谷物自给率还是98%以上，大豆的自给率现在只有18%左右。
现在可能形势更严峻的是我们的油料作物、糖料作物，现在糖到4月份关税配额以内进口相当便宜，配额以外我们征了50%的关税，国外进口的糖比我们一吨还要便宜500块钱，你就没有办法了，它该进就要进了，这完全是一种市场行为。我们现在奶业面临的冲击很大，荷兰农业部的官员参加我们的论坛，我问伊犁的董事长潘刚先生，在美国要收购一斤鲜奶大约是2块钱，在澳大利亚、新西兰大约是2.6元，我们中国现在鲜奶一公斤成本价对农民来讲是3.7元，你低于3.7元农民可能就无利可图了，现在已经连续16周低于这个价格，我们一吨的原料奶粉生产成本比国外要高出1万多块钱。
去年我们才进了800多万吨，也就是说我们的谷物自给率还有98%以上，现在替代玉米的产品越来越多，因为玉米的进口有关税配额的限制，为了绕过关税配额的限制，这两年进口的大麦、高粱、玉米酒糟、DDGS是爆发式的增长。大麦过去是做啤酒的，现在大麦一半是用来做饲料，高粱主要是做饲料，我们一季度进口的高粱、大麦就达到了两百六七十万吨，我们去年光这些产品的进口起码替代了我们1000万吨玉米，现在玉米的库存最近两年大幅度地攀升。
中国现在有很多的议论（包括在互联网上），中国为什么进口大豆，能不能自己生产？我们想自己生产可能也没有那么多资源，中国面临最现实的一个问题是我们既缺食用植物油，我们更缺饲料蛋白，进口大豆一方面是为了满足老百姓对事物植物油的需求，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满足我们现代畜牧业的发展，对优质蛋白饲料的需求。
讲到我们农业问题，中国这么大一个国家，粮食安全是我们绕不过去的，必须要回答的一个问题，中国粮食安全改革开放以来，粮食安全国际上有很多的评价指标体系，最近几年英国经济学人智库发布全球粮食安全知识报告，中国每年都是排位很靠前的，相对于我们人均GDP、经济发展水平来讲，我们粮食安全的指数还是很高的，在107个国家当中排在42位，我印象中印度大约43位。
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进口对国内造成的冲击是难以避免的，现在谷物有关税配额的管理，还有一些关税配额管理的产品现在还好一些，没有关税配额管理现在问题就比较突出了，我们现在奶业的发展处在生死攸关的时刻，特别是受三聚氰氨的冲击，阴影还没有完全散去，欧盟今年宣布取消实行了31年的牛奶生产配额的管理，现在主要是来应对新型国家的市场，尤其是中国的市场。新西兰这几年，因为中新签署了自由贸易协定，新西兰占全球乳制品市场份额已经达到37%，而欧盟只有31%，欧盟取消配额管理也是为了来中国市场和新型国家的市场，能够提高它的市场份额。价格的封顶效应这是一道坎，我们必须要过这道坎。
第二个问题，我们农业生产的成本，我们把它叫做地板，它抬升的挤压作用越来越明显，这一点非常清楚，过去农民种地不算劳动力的成本，现在劳动力的成本越来越高，现在农机、化肥，这些现代要素的投入越来越多，农业生产成本仍然处在一个快速上升的通道。
第三个问题，我们在谈论农业补贴，我们叫黄线，我们加入WTO的时候，我们对一些有关税配额管理的措施，我们还承诺了对农业补贴有上线的限制，我们上线加入WTO的时候，我们承诺我们的黄箱补贴不能够超过农业产值的8.5%，也就对生产和贸易产生扭曲作用的政府补贴，它是有限制的。现在我们有的产品已经过了黄线的限制了，但是这个黄线我们可以有很大的调控余地，比如说欧盟最近这几年就把它的黄线农业补贴，由700亿欧元调到了70亿欧元，我们也在研究欧盟这个经验。比如说今年我们一个重大的政策调整，我们对农业的补贴（种粮补贴、农资综合补贴）进行了调整，调整以后我们就可以把上千亿以农业生产资料综合补贴，过去是属于黄箱补贴，我们通过这个补贴跟农资价格脱钩，就可以把它变为是绿箱补贴，这个问题是一个潜在的挑战，对制订政策来讲，但是我们有很大的空间，我们的黄箱总得来讲还远远没有用完，今后黄箱转绿箱的空间仍然非常大。
最大的问题是资源，环境的红灯已经开始亮起来了，有些方面资源环境的约束已经到了极限，大家最关注的化肥问题、农药问题、塑料薄膜的问题。我们的化肥在全世界每公顷化肥的使用量处在一个最高国家的行列。比如说塑料薄膜的问题，光在新疆自治区使用薄膜的土地就达到470万亩，这些薄膜大部分是不可以降减的，现在新疆一亩地里残留已经达到16.5公斤，全国的平均水平要低多了，现在怎么能够用可降减的薄膜来替代现在不可降减的薄膜呢？这是我们农业环境治理一个很大的课题。
现在中国农业必须要过的一个关，我们要开启一个现代农业发展的新时代，我们必须要过的一个关，就是要转变我们的农业发展方式，我们长期以来农业发展方式，在某种程度上我们是凭资源、环境，我们主要是追求产量的增长，现在我们必须要转到数量、质量和效益并重的轨道上来。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地提出来，我们要更加注重提高农业的国际竞争力，注重农业的技术创新，更加注重农业的可持续发展。转变农业的发展方式就是要把农业发展转到三并重上（数量、质量、效益）。
回答这个问题，我们转变农业发展方式，我们并不是要牺牲中国的粮食安全，我们粮食安全完整地政策表述是三层意思：
第一层意思，强调要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核心是确保产能。
第二层意思，适度进口，我们有保、有放、有控，我们由于资源禀赋没有任何优势，我们还要适当地进口一部分粮食谷物和其他产品。
第三层意思，中国的粮食问题确保国家的粮食安全，它必须以科技来做支撑。
我们现在设定的政策目标，谷物要基本自给，过去叫粮食基本自给，粮食里是包括大豆的，大豆已经没有办法基本自给了，口粮主要是小麦和稻谷，要绝对安全。
现在为什么有人说国外的粮食很便宜？为什么不进口？农业问题、粮食问题本质上是农民的问题，我们经常说农民种粮食一亩地才赚几十块钱，你到农民那算帐，农民会告诉你，我现在种一亩粮食可以赚七八百块钱，农民现在种一亩粮食现金收入大概是754块钱，稻谷是939块钱，小麦是576块钱，玉米是794块钱，大豆只有476块钱，现在东北农民种大豆的越来越少。
农民在算他赚多少钱的时候，他是不算他的劳动力的，农村也不算他的地一亩地租金是多少，因为自己的土地，但是我们在核算成本的时候，既是你自己的地我也给你算租金，在美国也是一样，我们住自己的房子，给你算生活成本的时候也会给你模拟一下，如果你是租房子的话需要多少钱。
第一点，中国领导人为什么提出要把饭碗牢牢端在自己的手里，这句话到国际上跟很多经济学家交流，跟国外很多政策制订者来交流，他是非常赞同中国提出这么一个政策目标，首先是由中国特殊的国情决定的，13亿人口的大国，将来人口峰值是14亿以上。我们一年的需求量是全球粮食贸易量的两倍，毫无疑问，中国如果放弃了粮食基本自给的目标，对全球的冲击是很大的，全球资源配置的冲击很大。
第二点，是最核心的，中国现在农村还有6亿多人口，还有2亿人在种粮食，农民的生计和粮食是离不开的，而且他种地还能赚八九百块钱，现在国外的便宜，谁便宜我就买谁的，前提有两个，我们的城镇化必须能够吸收这些农民，这些农民是50、60、70农民，50岁、60岁、70岁的农民，都是老人，一大半都是妇女，70%都是小学文化程度，这些人我们城市能吸收他们吗？我们在分析劳动力的时候，不要把每个劳动力看作是同质的，劳动力不是同质的，现在农村剩下的这些劳动力很多是没有办法到城市的。我们要进口国外廉价的粮食，取消我们这一套关税配额的管理，前提是我们的农民能不能出去，不可能把我们的农民输送到国外去。粮食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农民的就业问题、生计问题。
第三点，中国作为一个13人的大国，如果放弃了立足国内，实现粮食自给的目标，我们对全球，很多经济学家讲，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一些政治家、决策者讲，包括联合国粮总组织官员也反复讲，这是对世界不负责任。相反中国解决好了我们13亿人的粮食安全问题，就是对全球粮食安全一个巨大的贡献。
加快构建一个农业可持续发展的体系，我们的政策目标非常清晰，政策的工具也在逐步地完善，国务院已经通过了农业部牵头制订的农业科持续发展的规划，在这个规划里对农业怎么构建一个现代可持续发展的农业产业体系，怎么解决我们农业环境方面面临的突出问题，提出了一些系统的政策，比如说我们的用水总量已经到的峰值了，现在用水总量要逐年减少，我们的化肥、农药使用量今后五年我们要实现零增长，我们的作物秸秆的资源化利用要大大地往前推进，现在中央财政已经支持，比如说在湖南对重金属污染研究的耕地实行休养生，在河北我们中央财政支持对地下水超采地区进行综合治理。总之我们的农业发展必须要转到资源的节约，环境有效和循环发展的轨道来。
现在农业发展方式转变，我们从政策的角度来讲，我们必须要做好的一篇大文章，是推进农业结构的深度调整，这个课题跟我们工商界关系很密切，农业结构的调整不是多种一些菜、多种一些花，现在是要往深度进军、广度进军，要延长农业的产业链条，要开发农业的多种功能，要发展很多新的农业业态，要把农业潜在的价值，最大限度地挖掘出来。我们现在一个新的提法就叫促进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农业是一产，农业产业最大的特点和一产和二产分不开，叫接二连三。农产品要加工，农业跟很多服务业又联系在一起，在日本和韩国有一个新的提法叫六次产业，农业是六次产业，它使农业具有综合性。
我们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特别强调要挖掘乡村生态休闲、旅游观光、文化教育的价值，要把农业跟旅游休闲、文化的传承紧密地结合起来。我前不久见到日本一位农民水产省的官员，他跟我讲了一个故事，澳大利亚的公使在日本的46个县考察完了以后，高度认同日本提出的农业多功能性，因为在东亚经济体（包括中国）农业具有很强的文化传承的功能，任何国家都是这样，这几年农业的多功能性越来越受到全球的认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