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人民日报》报道，目前我国农业保险承保主要农作物突破15亿亩，占全国农作物种植面积的61.6%。整体看，农业保险的补偿水平还很低，最突出的问题是，农业保险只保障农业生产的物化成本——种子、化肥、农药，而非农作物产值。保额偏低原因是财政补贴能力有限。
今年3月初，财政部、农业部和保监会联合印发通知，要求保险业改变原有农业保险条款保险责任窄、保障程度低、理赔条件严苛等缺点，保险金额应覆盖直接物化成本或饲养成本，三大口粮作物全损时苗期赔偿标准不得低于保险金额的40%，
旱灾和地震灾害不得免赔，以及损失率在80%(含)以上视为全部损失即绝产。目前国内各地水稻保险保额并不相同。比如黑龙江、上海等地，每亩保额可达900元左右。一些地方农业保额较低，与财政补贴水平较低相关。农业保险属于财政补贴的政策性险种。保费构成中，中央、省级及地市三级财政补贴合计占80%以上，农民自掏的保费只占20%。
2014年10月，在安徽蚌埠等6市种植的“两优0293”水稻出现大面积减产绝收。该种子生产企业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4月12日表示，将主动停止非产品质量原因的“两优0293”的销售，并拟设立种子行业灾后救助基金，对遭受自然灾害的农户进行救助。
近年来，我国农业保险发展迅速，承保品种已覆盖农、林、牧、渔业各方面，开办区域已覆盖所有省(区、市)。但2014年安徽的受灾却不在农业保险覆盖面之内。专家称，我国的农业保险在认定、额度、涉及面等方面都亟待权威标准的出台。专家称，面对此类损失，除了企业承担起相应的责任外，健全农业保险制度也是重中之重。作为一种灾害补偿制度，保险对于完善国家农业支持保护政策、提高农业风险保障能力、减少农民因灾损失、帮助农民及时恢复生产等意义重大而深远。
早在2014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强调，加大农业保险支持力度。提高中央、省级财政对主要粮食作物保险的保费补贴比例，逐步减少或取消产粮大县县级保费补贴，不断提高稻谷、小麦、玉米三大粮食品种保险的覆盖面和风险保障水平。
鼓励保险机构开展特色优势农产品保险，有条件的地方提供保费补贴，中央财政通过以奖代补等方式予以支持。扩大畜产品及森林保险范围和覆盖区域。鼓励开展多种形式的互助合作保险。规范农业保险大灾风险准备金管理，加快建立财政支持的农业保险大灾风险分散机制。探索开办涉农金融领域的贷款保证保险和信用保险等业务。
据《大众日报》报道，2013年山东省聊城市高唐县的种粮大户杨红军为自家104亩小麦，向人保财险高唐支公司投保了商业版小麦保险。他手中的这份保单也是我国首份小麦商业农险保单。商业农险破冰对农业规模化、集约化、产业化经营是一个托底的保障，也是发展现代农业的配套措施。
商业险加上政策险，每亩交12元保费，就有640元的保障，即使遭灾，种粮大户也不至于爬不起来，高唐县种粮大户如是说。2013年山东玉米保险理赔6亿元。农业靠天吃饭几率很大，破解三大主粮等农产品商业保险瓶颈，给弱质农业上了保险，注入活力和动力。
但是粮食等农产品保险覆盖面太低，地方配套太难，种粮既面临天灾，有迎头碰上价格太低。种粮赔钱这是不争的事实，种粮不如外出打工一个月的工资。农民只是在种出自给的口粮，人工从来不计成本，否则赔得更惨。若加上天灾人祸，农民输得一塌糊涂，很有可能弃农经商或撂荒。
土地和粮食在当下农村是矛盾体，如同鸡肋，食之无味，弃之可惜，搞所谓的流转，往往非农非粮化。粮食价格背离价值是致命的，粮价是百价之基，这一断语应该打上问号了，有两个证据可以佐证。近5年来，人工工资数倍上涨，物流成本也在翻番，其实粮价上涨幅度小的可怜。
有数字显示，尽管国家一再提高小麦、玉米、稻谷最低收购价水平，2007年小麦、玉米、稻谷平均最低收购价仅是10年前价格水平的80%，1997年国内小麦、稻谷的价格就已经达到了2000元/吨的水平，近两年小麦、稻谷、玉米三大粮食品种才接近15年前的价格水平。
纵观近年来的粮价在食品类价格指数的比重比较稳定，拉动CPI始终处在0.12——0.15之间，不及蔬菜和猪肉，更不及居住类价格指数的蹿升幅度，到了给粮食价格正名的时候了，粮食价格比较其他食品，不是高了，而是低了。
更让人匪夷所思的是，粮价和菜价一有风吹草动，恐慌心理作祟，立马招来非议，其实一斤小麦不值一瓶矿泉水的价值或产出效率，菜农和粮农没有获取农产品增值部分的1/3。
目前的低粮价和消费者尚能接受的菜价，并不能真实反映价值，在价值这条坐标上下波动，也是价格回归价值的正常现象，大可不必草木皆兵，违背市场规律搞一些无谓的劳民伤财的多余的打压调控措施。
把CPI上涨归咎于粮价等农产品，有失公允，起码在指标权重设计上有问题，也是对农业粮食生产的不公正或说是偏见，在城镇化的今天，再也不能对对种粮农民的“盘剥”了，农业反哺工业时代一去不复返了，必须对农业加以保护和回馈、补偿。
医疗、教育或居住类价格是人们眼见得价格上涨族，怎么不是通胀的主要诱因吗？难道一元多一斤的粮食比得上蹿升的幼教或养老费用吗？在中国粮食价格不是太高了，而是太低了，粮食成就了一个低价时代，随着土地、水资源、石油、农资或人力成本的上升，低价时代终结了。
郑风田老师说农产品价格不是通胀元凶。食品类在CPI所占比重过高，往往也成为粮食价格被过分打压的一个重要理由，长此以往，对生产粮食的农民极为有害。目前我国粮食生产的比较利益太低，农民在家种田一月的收入还赶不上外出打工一个星期的收入。近年来农民工工资大幅上涨，更加影响在家务农农民的种粮积极性，部分地区已出现“种懒田”、抛荒等现象。
粮食等农产品流通中间环节太多，中梗阻严重，“强取豪夺”或中间商盘剥“扒皮”现象，时时发生，成本骤增，农民只是获得初始价格，最终消费成本负担还转嫁到城镇消费者身上，形成农民哀声载道，赔钱种粮种菜，城镇消费群体成为冤大头，无奈接受一轮轮的涨与停。
再加上近年来粮食等农产品价格不稳定，价格接近成本的临界点，农民增收乏力，继而影响农民种粮积极性。生产的规模化、服务社会化程度低，粮食等农产品流通的组织化程度更低，散兵游勇出击、投机扎堆现象依然长期存在，流通环节收购主体单纯强调多元化，良莠不齐，诚信缺失严重，热钱涌动，抬价抢购低价争购屡屡出现。
更让人担忧的是，忽视或不重视粮食生产的现象比比皆是，基层或粮食主产区种植结构调整力度或积极性异常高涨，销区依赖产区，地方倚重中央，占用农田或良田随处可见，占补平衡真实情况值得商榷，粮食产量数字真实性值得调研。
粮食安全系数偏低，应急供应的载体缺失，缺少保障手段或调控措施，中央和地方粮食储备分龙治水，资源配置打架或扯皮现象存在，过分倚重中央储备企业，地方重农抓粮搞储备，保安全的积极性不高，水平也很低。
在粮食流通环节，出现物流成本太高，中间环节过多，利润空间过大。由于流通的组织化程度低，市场和生产往往不衔接，信息不对称，表现就是大蒜、生姜、大葱等一出出“闹剧”，不是过山车，就是烂贱不值，烂掉倒掉比比皆是。一家一户的小生产和仍然没有发育全的大市场，庄稼不收年年种现象，反映了流通产业的基本状况，在县域经济中尤为突出。
尽管有农村经合组织或经纪人，有农产品批发市场，但是不规范运作，有场无市，有市无场，收费高滥收费者有，唯利是图者有，掉钱眼者有，设身处地为农民服务的意识淡漠。有形市场建设往往一哄而上，低水平、重复建设，缺乏规划、前瞻性，缺乏对产销的分析和物流可行性的研究，经常发生有市无场、有场无市或树倒猴孙散的咄咄怪事。
事关民生的馒头、早餐、连锁快餐工程等主食社会化生产供应程度低，曾出现一个馒头纳重税的怪异现象，政出多门，不知道哪家来承担此项任务，政府的重视程度也不够，而且馒头规模化生产厂家还面临税收的问题。蔬菜、肉蛋奶、鲜活农产品农超对接、直销缺乏体制机制支持，抓一阵紧一阵，一阵风一阵雨，没有形成长效机制，产量、价格忽高忽低，产销信息失真或不对称，农民受害，影响居民放心消费。
适当提高社会对农产品上涨的容忍度，还是要继续坚持粮食最低收购价政策，对农民卖粮进行补贴，所谓粮食目标价格补贴不易操作，关键是减少中间环节，把批发市场或粮食经纪人队伍真正建立起来，解决小农户与大市场的矛盾。
最后说，要提高粮食主产区的积极性，建立补偿机制，谁吃粮谁拿钱，谁调粮谁出钱，按粮食播种面积或粮食商品粮，给予种粮农民补贴，恰逢其时。粮食安全战略配套政策措施要尽快出台，调动粮食主产区的积极性，调动农民种粮积极性，必须出实招、出硬招。在照顾城镇低收入人群吃粮前提下，适度提高粮价，是现实和将来的战略选择。粮食最低收购价以及粮食棉花目标价格补贴，加上农业商业保险，住粮价，保住底线，不让种粮人伤心，打造升级版、规模版、集约版、产业化版的现代农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