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常态”一词最先出自于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之后华尔街的经济学家提出来的概念，它的主要表现就是低增长、低就业率。自2014年以来，“新常态”成了中国最热门的话题，百业共说新常态。中国农业面临怎样的新常态，可用三句话概括，就是“两板挤压”、“双灯限行”、“六产开拓”。“两板”即农产品价格的“天花板”与成本价格的“地板”。“双灯”即世贸组织的黄灯与资源环境的红灯。“六产”即第六次产业，这是日本、韩国几年前就提出的新概念。所谓第六次产业，即农业是可以包含一产二产三产的产业，一加二加三等于六，因此，把农业称为第六次产业。

　　上下“两板挤压”

　　“地板”不断抬升。“地板”指的是农产品的成本价格。农产品价格在不断提高由许多因素造成，一是劳动力的价格在不断抬升，新疆采棉，人工成本已升到800元一亩，内地水稻插秧、茶叶采摘，每天200元的高价都很难找到人；二是土地的租金在不断抬升，有的土地租金1000多元一亩，比土地收益还高；三是农药化肥种子价格居高不下，而使用量却在不断提高；四是农技服务成本也不断提高，耕种收每亩由过去十多元的提高到今天的100多元。这四个方面的因素使得农产品价格越来越高。

　　“天花板”已被顶破。农产品价格全面飘红，部分农产品已冲开“天花板”，高于国际市场价格。一些主要农产品价格已高于国外到岸完税价，例如棉花等，2008年，只有大豆，今天主要大宗农产品价格均高于国际市场离岸价。国内农产品价格倒挂状况愈演愈烈，持续蔓延，将成为常态，这种现象将严重影响农民种粮积极性，阻碍农业的发展。价格低廉的国际农产品大量涌入中国市场，走私现象越来越严重。国家肉牛产业技术体系首席科学家曹兵海称，2013年我国牛肉消费900多万吨，走私约占到200多万吨。现在出现的奶农倒奶现象也与国外奶品进入中国市场有关。“地板”抬升，“天花板”下压使得农业生产空间越来越小。

　　黄红“双灯限行”

　　“双灯”，一个是黄灯、一个是红灯。“黄灯”指的是世贸组织设置的“黄箱政策”。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之后，必须遵守其规则。世贸组织设置了黄、绿、蓝三箱政策。“黄箱政策”是指农业补贴进入成本，干扰市场价格；“绿箱政策”是指补贴不进入成本核算，不干扰市场价格；“蓝箱政策”指的是休耕补贴政策，中国没有休耕政策。我国的“黄箱政策”已使用差不多了，像粮食直补、粮种补贴都是“黄箱政策”内容。入世时我们承诺的黄箱补贴上线不超过农业产值的8.5%（发达国家为5%，发展中国家为10%），粮食再补贴就已违反世贸规定，补贴已经没有空间了，这一政策亮起了黄灯，有的产品已经亮起红灯。“绿箱政策”如土地整理、农田水利、扶贫、农业保险、治污等方面的投入，不直接对农产品价格造成干扰，世贸组织没有规定，可以大做文章。

　　“红灯”指的是资源环境的约束，资源环境红灯已经亮起。农业资源紧张，环境污染严重。中国农业资源最吃紧的有三大要素，首先是耕地，20亿亩耕地约占世界200亿亩耕地的1？10，但是需要养活世界五分之一的人口，人均耕地是美国的1？13，是加拿大的1？18，甚至连印度人均耕地都是我们的1.2倍。从量上看，土地资源越来越趋紧，耕地涉及中国粮食安全问题，13亿多人的吃饭问题不仅仅是经济问题，更是一个政治问题。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中国人的饭碗必须牢牢地端在自己手里，中国人的饭碗里必须主要装中国人自己的粮食。我国的土地质量越来越差，世界上最好的土地有机质含量12％，日本土地有机质含量10％，中国是0.7％，秸秆及人畜粪便还田被弃之不用，化肥农药的使用量越来越多，导致土地质量严重下降。中国每年消耗240万吨农地膜，而回收量不到100万吨，剩余全部留在土壤中，农地膜的污染严重影响农作物产量。以棉花为例，一亩地残留3.5公斤农地膜就可以影响棉花15％的产量，全国目前平均每亩残留达4公斤以上，在新疆20个县的调查结果显示平均每亩残留达到22.88公斤。另外就是重金属污染，据公开数字显示，我国有2000万公顷土地受重金属污染，专家测算一公顷土地受重金属污染治理需花一亿多美元，先污染后治理的理论显然是荒唐的。

　　其次是水资源。中国是世界13个贫水国之一。中国人均淡水占有量是世界27％，而且主要分布于长江以南地区，占中国淡水资源的81％，而耕地面积只占36％。北方广大地区属干旱地区，而且降雨量时空分布十分不均。中国粮食产量连续十一年增长，农业发展取得可喜成绩。但是粮食丰收本应在水资源丰富的南方产粮区，从宋代以来便形成一个南粮北运的格局，但是十多年来南方种粮面积却越来少，广东粮食自给率不到30％，福建、浙江不到40％，大量粮食从北方运往南方，但是北方水资源短缺，农业设施不完善，北方粮食丰收主要靠大量开采地下水，过度开采使华北平原20多万平方公里成为地球上最大的漏斗。水资源奇缺，水体污染也十分严重，不用说大江大河，就连乡间河沟都污水横流，鱼虾绝迹。

　　再者是农业劳动力资源越来越紧张，离农、厌农、弃农现象在全社会蔓延。只要有一点可能，农村劳动力都会逃离农业，更不要说高端人才了。据有关调查，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高考各省份产生1000多位状元，没有一位从事农业研究，60％以上学的是金融专业。中国现在的农业还是粗放式经营，农业现代化主要还是缺少现代化农民。

　　环境问题不光在于污染，重大隐患在于生物链和生态链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什么是生物链？湖北是四大家鱼的产地，长江三峡大坝没有筑的时候，每年产200亿尾，三峡大坝一筑，现在产量是2亿尾，98%都没有了。生物链一断，许多物种没有了，会引起连锁反应。地球上每小时都有一个物种在灭亡，整个20世纪，已经有3/4的农作物品种消亡了，这是非常可怕的事。什么是生态链？人之命脉在田、田之命脉在水、水之命脉在山、山之命脉在土、土之命脉在树。没有树，山上就留不住土；没有土，这个山就没有水源；没有水，田就没法浇灌。这是个完整的链条。生物链、生态链的一断，对人的生命、生活、生产都会产生巨大的影响。科学家2009年定义并量化了地球生态可承受的九条安全线，分别是气候变化、臭氧空洞、海洋酸化、生物多样性、土地使用、淡水资源利用、化学污染、大气污染和生物化学地球循环。他们认为，人类只要不突破这些界线，即可在地球上繁衍和发展。但最近美国《科学》杂志称，人类活动已超越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土地使用和生物化学地球循环四条界线，从根本上改变了地球的运行。

　　这些资源与环境问题已成为两个“紧箍咒”，严重影响我国农产品量与质的提升，国外农产品的廉价与高质形成强势竞争态势，使我国农业面临前所未有的新挑战。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十多年来，农业将第一次经历从未经受过的严峻考验，两板挤压，双灯限行，对农业发展的速度与结构、机制与动力、战略与政策等方面都会产生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第六次产业”开拓

　　把握新常态，积极应对新常态，主动适应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中国农业必须面对的严峻课题，要演绎好农业新常态这个大逻辑，农业必须重新认识自身，重新解释自身，重新谋划自身。把农业打造成“第六次产业”是关键、是核心，当务之急在于拉长产业链：注入现代元素改造一产；紧扣四品主题，提升二产；致力创新突破，发展三产。

　　所谓注入现代元素就是要在一产里注入现代理念、现代技术、现代管理、现代设施等。中国农业一直走的是刘易斯外延扩展的道路，把城市、工业发展起来反哺农业，这在一定的历史阶段是可行的，但是在今天的大背景下应该让工业和农业两个轮子一起转，我国农业才能走出困境。另一位诺奖获得者舒尔茨认为，农业必须培育内生性的物质基础，自身必须强起来，不能光靠工业反哺。舒尔茨的研究发现传统农业的资源配置是最佳，家庭是发展农业最有效率的利益共同体，之所以落后是因为没有注入现代元素。我们今天应该两条腿走路，刘易斯和舒尔茨的理论都要用，特别要高度关注舒尔茨的理论，内涵改造，培养农村内生性的物质基础，培养造血功能。要综合统筹考虑产业发展。练好“粮牧功”，念好“山海经”，唱好“林草戏”，打好“果蔬牌”。

　　首先，应该注入现代元素，在改造一产上做好四篇文章。

　　1.做好地的文章。在确权登记颁证的基础上推进土地的适度规模经营。我国国情决定农业经营规模必须适度。美国家庭农场平均3500亩，中美国情不同，美国地多人少，我们人多地少。美国农业追求的逻辑目标是劳动力产出最大化，中国农业追求的逻辑目标是土地产出最大化。如果盲目照搬美国会导致大量农业劳动力失业引发严重的社会问题。土地规模的适度，中央文件已经给出标准，就是当地农户经营规模的10到15倍，中国的家庭农场以此规模就是适度的。要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这个体系由六大主体组成，即家庭农场、专业大户、合作社、社会化服务组织、龙头企业以及小农户。中国2.3亿土地承包农户，但是参与土地流转的不到30％，小农户将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是中国农业经营主体中的主体。要培育新型经营主体但是不应损伤旧的经营主体的利益，挫伤小农户的积极性。经营主体不论哪种形式都一定离不开家庭经营这个核心。小岗村的成功经验最核心的就是恢复了农业的家庭经营功能，美国的家庭经营占86％，欧盟占88％。新的五种经营模式都离不开家庭经营，关于龙头企业的经营模式有的地方推出大园区、小业主的形式效益就非常好。

　　2.做好“人”的文章。首先要培养现代化的职业农民，职业农民首要条件是文化水平要跟上。全国5亿多农业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是7.8年，这样的文化水平适应现代化是荒唐的。特别是农村十几年来撤点并校带来新的上学难问题，据17个省的调查，小学生家离学校的距离平均10.86里，初中生35里。原来59万所农村学校现在仅剩20多万所，撤掉了一倍多。义务教育的两大特点一是免费、二是就近，撤点并校之后农村父母为了孩子的教育不得不进城租房，从而导致生活成本大大提高，教育是免费了，但农民负担却大大增加了。国家对教育的投入还应进一步提高，我国周边朝鲜、韩国、日本、越南等国家的教育投入都高于我们。还应转变农村教育模式，在抓好义务教育的同时多方面发展职业教育、继续教育、终身教育，应把农村精英教育模式改为生存教育模式，提高农民生存与发展的能力，防止千军万马都挤一条高考独木桥的现象。教育问题是培养现代化职业农民的根本。这方面，我国可以借鉴日本的成功经验。日本近年来推出“接班人计划”，政府招募愿意从事农业的大学毕业生，由政府出钱到农业院校学两年，毕业后再跟随家乡种植大户当五年研究生，经考评合格，又愿意终身从事农业，由政府提供各种优惠政策，种植不少于20公顷的土地。日本这项计划很有吸引力，每年指标很快就能完成。这种举措值得我们借鉴。其次就是农民的组织化问题。今天的农民组织已经远不适应于农业的发展，全国的农业合作组织仅为120多万个。我国农民在组织化上出现三个问题，即无组织化、弱组织化、被组织化，我国农民应该由组织农民到向农民组织飞跃，这不仅是词序的颠倒，而是一个质的飞跃。组织农民，农民是被动的；农民组织是农民自己组织起来为自己服务，农民是主动的。

　　3.做好钱的文章。缺少资金是农村发展的最大障碍。20多年来，农业贷款占全国贷款总额的比例仅为5%左右，而印度高达20%，最高年份达25%。要解决这个问题靠两个方面，一是政策性金融必须伸腿下乡，二是民间金融必须快速成长。农村金融现在情况可以说是：“五龙吸水，一蛇放水”，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加上邮政储蓄银行这五条“龙”吸收农民储蓄，但只有农村信用合作社这一条“小蛇”给农民贷款。光靠官办银行是解决不了问题的，今天必须发展农村金融的本土力量。世界货币战争的硝烟弥漫在世界的各个角落，只有拥有9亿多农民的中国农村是个死角，农民被排斥在货币战争之外永远富不起来。农村发展本土金融是有优势的，因为农村是一个熟人社会，熟人社会的游戏规则靠的是善良、诚信、和谐，信息的采集不需成本，大家知根知底，谁不守诚信将被熟人社会集体抛弃，不仅自身受损，还将祸及子孙。把这些规则发掘出来用在发展农村金融上非常可行。

　　4.做好“绿箱”的文章。“黄箱”已经关闭，“绿箱”应全面打开。像土地整理、农田水利、农村道路、扶贫开发等都应该加大投资力度，村村通只通到村部而不是每个自然村。道路是农业发展的经络，生活的道路通了，生产的道路还无从谈起。水资源是农业发展的命脉，我们的有效灌溉面积为52％，有效灌溉是传统农业都追求的而我们要实现农业现代化都做不到这一点，还怎能实现现代化？再如农电、治污、扶贫等有很多地方都可大做文章。我们还有一亿多贫困人口，按照国际人均消费每天最低2美元的标准我们的贫困人口会更多。这么多贫困人口每年的扶贫资金400多亿元，平摊到每个人身上也就200多元，解决不了实质问题。首先中央层面应该形成合力，财政、发改委、扶贫办、民政部门都有扶贫资金、扶贫项目，这就使得扶贫力量过于分散，应该把这几股力量拢成一家形成合力，财政拨款也应大幅增加。总之“绿箱政策”潜力很大，应充分挖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