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安徽省小岗村18位村民率先实行“大包干”，开启了我国农村改革的序幕。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推动了农业生产的快速发展，被邓小平誉为中国农村改革与发展的“第一次飞跃”。

　　36年后的今天，在黑龙江松嫩平原腹地，克山县仁发现代农机合作社把握农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权分离”新趋势，在“包”的基础上做好“合”的文章，发展适度规模经营，进一步解放和发展农村生产力，建立与生产力相适应的农业生产关系，在推动农村改革“第二次飞跃”中趟出一条新路。

　　6月上旬，广袤的黑土地已披上一层新绿。记者来到克山县河南乡，探访“仁发”这个既是农机合作社，又是种植合作社，还是土地合作社的“三合一”综合经营性合作社，看他们4年来，如何破解制约现代农业发展的体制机制矛盾和深层次问题，在由亏到盈，由小到大，不断发展的过程中，实现土地规模化、生产现代化、分配合理化、管理民主化，促进粮食增产、农业增效和农民增收。

　　亏损的教训——

　　7个出资人包了1000亩零散土地，因为缺乏与农民的合作，没有形成经营规模，结果大农机派不上用场，还要花钱雇“小四轮”耕种，最终提取折旧后亏损187万元

　　见到合作社理事长李凤玉时，他正要去地里进行每天例行的“巡视”。合作社的场库里，威风凛凛地矗立着一天就能“消化”2000亩地的约翰迪尔、凯斯等大马力拖拉机。“我们合作社有100多台（套）各类农机具，现在40多台正在地里忙活，给玉米打药，为马铃薯追肥，还有的在耕地松土。”

　　蓝天白云下，一垄垄庄稼齐整得像用格尺画出的线条，直直地通向天边。在这个硕大的静态布景下，只有远远看去如甲壳虫般的农机在穿梭移动，耕耘作业。

　　“我们现在经营土地有5万多亩，总盈余达5328万元，社员每户分红两三万元，亩均近千元。”望着这幅现代化大农业图景，回忆起最初“合作社亏损，出资人赔钱”的尴尬境地，李凤玉仍唏嘘不已。

　　59岁的李凤玉成年后的人生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8至26岁，作为一名拖拉机手，他的梦想就是在东北这片土地上，实现全程机械化，把土地的潜能充分挖掘出来。第二阶段是26岁开始任仁发村的村支书，一直干到现在。第三个阶段就是2009年底，他旧梦重拾，牵头创办农机合作社，成为理事长。

　　“当时乡里召集全乡9个村开会，说上面有支持发展千万元农机合作社的政策，其他村都不作声，我想到村里一家一户都还是用小四轮作业，要是有大农机，打破犁底层，一亩地最低能多打300斤粮，效益很可观，就站出来说想试试。”

　　要建合作社，第一步就是找伙伴。开动员会的时候，参加的人有好几百，尽管大家都认识到国家有政策是好事，但又觉得是新生事物，心里不托底，结果没人响应。后来总算动员了包括村干部、收粮户、开拖拉机的共6户人家出资入社。

　　7个人中，李凤玉出资550万元，其余6户每家出50万元，总共凑了850万元建场库，财政配套了1200万元农机具购置补贴资金，乡政府院子倒出来给合作社做了场地。就这样，仁发现代农机合作社正式成立了。

　　2010年开始运营时，合作社以每亩240元的市场价从农民手里包了1100亩地。“这1100亩地总共有27条，条条不挨着，大农机派不上用场，还要花钱雇‘小四轮’耕种；指望着大机器放到外地去给人家代耕赚点，结果受气不说还没挣到钱。”李凤玉说，秋后一算账，不提折旧的话只盈利13万元，要是按规定提取折旧反倒赔了187万多元。

　　刚起步就陷入困境，有几家要撤股，想把50万元投资要回去，个别社员甚至提出退社要求。那阵子对于李凤玉来说特别难熬，“一听敲门声心里直翻个儿，头一次尝到了躲债的滋味，火上得满嘴起泡，我挨个给他们打欠条，后来心一横，都动了分农机的念头。”

　　转机发生在2011年春耕前。黑龙江省农委主任王忠林调研合作社运营情况，来到了仁发，向满面愁容的出资社员问明原因后，给他们指出了失败的症结。

　　“你们这个合作社实质不是合作社，是几个出资人的合作企业。合作社缺乏与农民的合作，没有抓住土地这一农业生产核心要素，没有形成经营规模，没有很好发挥现代农机作用，自然就没有经济效益。”他建议实行土地入社，把合作社办成农民自己的合作社。

　　启示：土地规模经营是合作社生存发展的基石。缺乏连片土地这个劳动对象和核心要素，即使有充足的资金、机械和人才，合作社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根之木。土地规模经营不能强制，只有采取符合法律政策规定、群众乐于接受的方式有效整合农民手中少而散的土地，推进土地适度规模经营，才能提高农业水利化、机械化和科技化水平，才能推行现代经营管理方式、不断转变增长方式。

　　带地入社实现规模经营——

　　“七条承诺”吸引成百上千的农民带着土地加入合作社，土地的规模效益凸显出来：2011年自营加代耕共实现盈余1342万元，是2010年盈余的100倍；农民每亩土地获得纯收益710元，是当地土地流转价的近3倍

　　“要把土地连成片，就得给农民算账，用效益把大家吸引来。”省农委的同志给大家出主意：提高土地入社保底价格，并依法将财政补贴收益部分，平均量化给社员，让更多的农民享受到对合作社的扶持政策。

　　调研组走后，李凤玉的心一下子敞亮了。他像迷路的人终于看到指路明灯一样，脚步一刻也没有停下来。

　　他们7户成员开会讨论决定：合作社要把发展方向放在组织化、合作化、规模化上，以提高土地入社保底价格、土地折资等同投资参加年终盈余分红、国家补贴资金产生效益社员平均分配、实行民主决策一人一票、入社自愿退社自由等“七条承诺”吸引农民带地入社，促进土地向合作社聚集，向规模经营要效益。

　　随后，合作社印发了《致全体村民的一封公开信》，7名社员和乡村干部挨家逐户宣讲“七条承诺”，为农民算入社土地保底账、规模经营增产账、统购统销节本增收账、国家政策扶持效益账、打工额外收益账等最直接的好处。

　　合作社党总支书记卢玉文告诉记者，当时土地流转最高价为每亩240元，合作社给农民的保底价是每亩350元，高出110元。大伙坐到农民家炕上开始掰手指头算账：“一家平均20多亩地，一亩收入200元，一年4000元，还得搭上劳动力。入社后，每亩保底能拿到350元，一年就是7000元，年底还分红，一个劳动力在合作社干活，工钱一年至少两万，要想出去打工，也负责给介绍，算下来一年差不多4万块钱。4000和4万，就是1∶10的关系。”

　　为了确保土地连片规模经营，给在家村民算账的同时，他们还想方设法与在外打工村民取得联系，组织专人到打工地面谈。李凤玉专程到秦皇岛说服39户村民以870亩土地入社。

　　合作社的做法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农民土地入社的积极性。不到两周时间，合作社成员就由7户发展到314户，合作社自营土地，一下达到了1.5万亩。

　　有了土地，大家开始甩开膀子干起来。春季，合作社与客户签下农产品销售订单，根据订单在连片的土地上种植了1.3万亩玉米和2000亩马铃薯。通过产前统一购买生产资料，选用高产稳产品种，产中采用大垄双行播种、大型喷灌、强化农作物田间管理等措施，统一组织标准化种植，产后统一销售，降低了成本、提高了产量、增加了效益，土地规模经营的效应显现出来。

　　转眼又到了秋后。一算账，社员们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2011年自营加代耕共实现盈余1342万元，是2010年盈余的100倍；农民每亩土地获得纯收益710元，是当地土地出租价的近3倍；农民出资由上年分文未分到投资回报率达到31%。

　　“离乡不丢地，不种有收益。”以土地入社的农民纷纷表示，“现在不种比自己种收入高出一大截，腾出身来还可以再打一份工。”曾经因泄气“不想干了”的出资人杨斌感叹道：“过去全家四口人26亩地，靠种地一年才5000多元收入，只能维持基本生活，后来靠收粮攒了点钱，又从亲戚朋友那儿七拼八凑了50万元，那会又眼瞅着要打水漂；现在行了，每年都能分十几二十万，本儿已经回来了。”

　　“路子对了，才能有这么好的效益。”通过前后两年的对比，李凤玉深切感到，组建农民专业合作社，只靠一腔热血不行，重要的是，要让社员有收益，让利益把农民拧成一块，这样农民才能感受到合作社是自己的合作社，才关心合作社，才自愿加入合作社。

　　启示：在代耕、租赁和入社这三种土地向合作社流转的主要形式中，只有土地入社才能既解决土地规模化问题，又能解决农民组织化问题。土地入社的方式坚持了家庭承包制度，土地所有权仍属集体，经营权交给合作社，农民保留了承包权和收益权。在这种方式下，土地不仅成为农民参与合作社分配的重要依据，也成为与合作社联系的纽带，这在农民只能拿出土地参加合作社的情况下至关重要，只有这样才能使农民与合作社成为利益共同体。

　　收益分配向带地农民倾斜——

　　实行以土地分配为主，国家投资收益平均量化及公积金记在个人账户等同投资，做到“未分配盈余为零”和没有“无主”财产，有效解决了如何保障农民收益和发展资金瓶颈等问题

　　2012年看分钱了，动真格的了，周边学习村、二河村、大河村的农民都主动找来，合作社成员增加到1222户，入社土地3万多亩，这一年的盈余达到2759万元；至2013年底，合作社成员发展到2436户，入社土地50159亩，盈余5328.8万元，固定资产3295万元。

　　正在田间指挥打药的刘友如今找到了“干事业”的感觉。他说家里20亩地，以前全家种地收入也只有五六千，现在不用种，年底“净落”小两万。由于刘友在农药方面是内行，合作社农药的采购、选配、指挥喷施都由他负责，一年工资五万元，再加上奖金能拿六七万元，儿子开农机，一年三四万元，媳妇儿媳铲地、锄草、掰玉米、起土豆，打打零工，也能赚上一两万元，家里一年收入十几万元。

　　社员的积极性和合作社的收益为什么能“芝麻开花节节高”？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高度重视收益分配，兼顾各方利益，尤其是让带地入社农民充分受益。

　　卢玉文给记者算了笔收益分配的细账，讲明了土地折资和出资人、国投资产如何按比例分配利润：以2011年为例，合作社总收入2763.7万元，扣除机具折旧、场库折旧、机械维修、驾驶员工资、管理人员工资和土地经营投入1421.5万元，全年盈利1342.2万元。按每亩土地350元兑现土地保底费用525万元后，盈余817万元。

　　把结余的817.2万元，按当年参与资金2622万元（包括7家大户注资850万元、国家补贴1324万元、农民土地折资525万元、上年未分盈余13万元）进行分配，每元分得3角1分钱。其中入社农民、7户出资人、国投资金按出资比例分别分红163.4万元、268.9万元、384.7万元。

　　384.7万元的国投利润再由314户社员平均分配，户均红利12251元。土地“保底”分红、土地折资分红、国投利润分红这三项分红累计，平均每户社员共得到分红34677元，每亩土地平均效益710元。

　　在合作社成立之初，采取的是“土地保底＋二次分红”分配机制，农民亩收益2011年、2012年分别达到710元、730元。这种分配机制，使合作社在发展之初信誉不高的时候，迅速跨过了“社员由担心到放心、由顾虑到信任、由自家经营低收入到入社后逐年高回报”的过程。

　　2011年出资人投资回报率为31%，2012年为44%。出地社员感到投资回报率偏高，为此在2013年初，主动提出取消保底，通过成员代表大会表决，实行“盈余共沾，风险共担”的分配方式。

　　在李凤玉看来，实行“土地保底＋二次分红”也是合作社从初级走向中级、从承担风险走向风险共担的必由之路。但发展到一定阶段再给保底，说到底还有承包租赁的成分，不是合作关系，对他们来说也是“带着风险搞经营，踏在浪尖求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