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194万吨”，这是2013年11月29日由中国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13年中国粮食总产量数据，这一数据比2012年增产1236万吨，增长 2.1%，这意味着中国的粮食总产量取得了“十年连增”的成果，同时也意味着，中国粮食产量在连续十年增加后，首度突破6亿吨大关。
面对这种“骄人”的成绩，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副院长孔祥智也看到了我国环境资源为此付出的巨大代价。2014年5月16日，在中国农业资源基 金和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主办的“中国粮食安全与供给保障高层研讨会”上，孔祥智强调，必须要在发展粮食产量的同时，注重环境资源的可持续性，进行技术 革新，建立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长效机制，并且要尽快解决这一问题。
基础地力明显下降
从2003年全国粮食总产量的43070万吨到2013年的60194万吨。这些数据早已被研究中国粮食安全问题多年的孔祥智教授铭记于心，在接受法治周 末记者采访时，孔祥智多次强调，中国仅用占全球9%的耕地和6%的淡水便养活了占全球21%的人口，作为人口大国，中国在粮食安全方面确实取得了巨大成 绩，但他同时强调，粮食增产背后的资源环境问题同样不容忽视。
“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供给与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的矛盾日益尖锐。”这是2014年1月19日发布的题为《关于全面深化农村改革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的若干意见》的“2014年中央一号文件”中提到的内容。
专门指导“三农”工作的中央一号文件中都明确提出了资源环境问题，孔祥智觉得这已经说明了“这一问题必须到了重视和解决的时候”。
当前我国的粮食种植主要以稻谷、玉米、小麦等为主，它们共同需要的就是优质的土地资源作为载体，但孔祥智坦言，现在我国面临的是土地资源被破坏得十分严重。
这种破坏最直接的体现就是土地的基础地力在明显下降。孔祥智向记者介绍，所谓土地基础地力是指不施肥时农田靠本身肥力可获取的产量。在欧美国家粮食产量的 70%至80%都是靠基础地力，而在我国，耕地基础地力对粮食产量的贡献率仅为50%左右，农业部对全国107个国家级耕地质量监测点的数据分析也显示， 近10年(2001-2011)我国基础地力贡献率下降了5%。
造成基础地力下降的主要原因就是化肥农药的滥用。“2012年全国化肥施用量18580万吨，而同期全国粮食产量为58957万吨，相当于生产1吨粮食需 要施用315公斤的化肥，二者比例几乎达到1：3。”孔祥智用数据向记者佐证，我国化肥的平均施用量是发达国家安全施用上限的2倍，以氮肥为例，中国氮肥 施用量是美国的3倍，法国的1.5倍，德国的1.6倍。
孔祥智强调，尽管粮食作物增产与化肥施用量增加高度相关，但随着化肥的大量使用，其肥效将快速下降，促进粮食产量增加的效率降低。他曾以氮肥做过研究，随 着施用量的增加，水稻产量渐增，但增势减缓，到最高产量后，继续增加氮肥施用量，产量转而下降且由于肥料成本增加也会引发净收入的减少。
更为直观的则是一组官方统计数据：1998年至2012年，全国农用化肥施用量从4085万吨增加到7432万吨，而粮食产量仅从51229.53万吨增 加到58957.97万吨。孔祥智直言，相较于德国、荷兰等发达国家的“减肥高增产”型粮食耕种类型，中国目前属于“增肥低增产”类型。
环保部生态司一位负责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化肥施用后只有35%的部分有效，剩下65%都将变为污染物，破坏土质。孔祥智解释称，长期过量使用化肥会 造成耕地贫化和土壤板结等问题，像土壤中的团粒结构是土壤肥力的重要指标，过量使用化肥将破坏土壤团粒结构，致使土壤保水、保肥能力及通透性降低，造成土 壤板结，这也会使化肥效率进一步低下。孔祥智直言，现在为了维持单位土地产出量就需要施用更多化肥，“已经陷入了‘施用化肥—土地贫化—施用更多化肥—土 地更加贫化’的恶性循环”。
农药的使用同样如此，孔祥智指出，1998年至2009年，我国农药施用量从123万吨增加到171万吨，而利用率仅为30%左右，且在实际耕作中使用高毒性农药的现象也很普遍，这都使得土地污染愈发严重。
据资料显示，在中国18.26亿亩耕地中，已有5000万亩左右受到中、重度污染，其中受农药污染的耕地土壤面积达1.36亿亩，土壤自净能力受到严重影 响。2013年国家环保部的一份调查报告也指出：“我国有3.6万公顷耕地土壤重金属超标，由此每年造成的粮食污染高达1200万吨。”
对此，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秘书长程国强在接受法治周末记者采访时指出，土地污染将直接影响到民众的健康，“土壤污染造成有害物质在农作物中积累，并通过食物链进入人体，引发各种疾病，最终危害人体健康”。2013年广东、湖南曝出的大米“铬超标事件”就是典型案例。
程国强告诉记者，2013年12月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了“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的国家粮食安全战略，同时要求做到“口粮绝对安全”，但当前的现状显然与目标还存在一定差距。
农业用水问题严重
除了土地资源问题，中国的水资源也在不断遭受着考验，在2013年出台的“2013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就特别强调了“中国人多地少水缺的矛盾在不断加 剧”。对此孔祥智指出，这是中央一号文件中首次加入“水缺”的提法，也直接表明了我国农业用水问题已比较严重。
法治周末记者查阅资料后发现，我国的水资源国情确实不容乐观，从总量上看，中国的人均水资源占有量只有2200立方米，仅相当于世界人均水资源占有量的 1/4，是世界上13个最贫水国家之一；从时间来看，约60%至80%的降水集中在汛期；空间分布则呈南多北少、东多西少的分布格局，北方地区占全国 60%的耕地面积，而水资源量仅占全国的19%。
“目前我国农业用水已占到全部用水量的60%至70%，但农业用水效率却十分低下。”据孔祥智介绍，现在很多地区种粮采用的是把水直接灌倒地里的大水漫灌这种粗放方式，不仅浪费水资源，在干旱的情况下也容易引起土壤次生盐碱化问题。
而随着我国水污染问题的日益严重，这种漫灌形式也使得耕地被不断污染，2013年国土资源部的数据就显示，目前我国因污水灌溉而污染的耕地已达3250万亩。
程国强注意到，如今在华北、东北等很多地方，种植小麦、玉米、水稻等农作物已在普遍采用地下水，但过度开采又带来了新的问题，一些地方地下水位已突破 -125米警戒线，出现地下水位下降现象。对此他指出，这将带来地面沉降等诸多严重影响，如地下水位严重下降将使表层土壤富集的盐分被淋滤到地下，使土壤 盐渍化程度降低，盐渍化面积缩小。此外，种粮大量使用的农药和化肥也会通过水的溶解作用从土壤中流入地下水，污染地下水质。
孔祥智向记者透露，种粮背后的水资源危机还表现在一些地方为了完成粮食增产指标，把一些不适合种植主粮的地块改种主粮。
据了解，中央政府早在2005年就出台了针对产粮大县的奖励政策，其奖励标准是按粮食商品量、产量、播种面积进行评定，在此政策背景下，不少产粮大区纷纷进行种植转型，这一现象在东北尤为普遍。
东北农大大豆工程中心原主任刘忠堂就曾对媒体表示，黑龙江近些年来粮食播种面积不断扩大，且由于水稻的单产要远远高于大豆和小麦，因此当地政府和农民都开 始逐渐改变种植格局，把原先种小麦、大豆的旱作耕地都改种水稻这种高耗水的作物，如今已经由一个水资源大省变成水资源稀缺的大省。
环境资源承载有极限
“粮食增产是确保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途径，但并非唯一内涵，更不应超过环境资源的承载极限。”在5月16日的国家粮食安全研讨会上，程国强提出“保障供给 不能以牺牲资源环境为代价，我们不能不考虑后代”，鉴于当前所面临的环境资源现状和我国“人多地少水缺”的客观现实，他强调在考虑粮食安全的同时，也应注 重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推进新型农业现代化道路的发展，做到农业资源与粮食生产能力的代际传承。
事实上，这也正是“2014年中央一号文件”中提出的要求，文件要求以解决好地少水缺的资源环境约束为导向，深入推进农业发展方式转变，走出一条生态环境可持续的中国特色新型农业现代化道路。
“长期以来，我国过于强调保障粮食的当期供给和线性增长，虽然对保证粮食生产和供给有积极作用，却也给农业生态环境带来不小负面影响。”程国强强调，此番 国家首次强调在保障当期供给的同时，注重农业可持续发展，是一大进步，表明中国粮食生产要从高代价增产向健康、可持续发展转型。
要建立可持续的农业现代化道路，程国强认为，首先应实施严格的耕地、水资源保护制度，建立资源节约型农业模式。
如今除了土壤侵害，因草原退化、建设占用等因素，也在导致全国耕地的减少。数据显示，截至2010年年底，中国人均耕地面积已减少至1.38亩，仅是世界 平均水平的40%。程国强强调应实行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严守18亿亩耕地红线，确保基本农田总量不减少、用途不改变、质量不下降，并建立惩处措施，对违 规占地等行为进行处罚；同时要切实实施严格的水资源管理制度，完善节水灌溉等技术。
孔祥智则认为，科技是农业生产摆脱对资源环境过度依赖的重要方式，因此要加大财政资金对农业基础研究、科技储备上的投入，“这也符合国家粮食安全战略中‘科技支撑’的要求”。
他以化肥施用为例指出，今后应逐步避开盲目施肥，实行测土配方施肥技术，针对不同区域、不同作物、不同地块和不同目标产量，因地制宜，科学施肥，这有助于 改善土壤质量。孔祥智曾到河南省滑县做过考察，该地区目前严格实行测土配方施肥技术，做到土壤缺什么补什么、缺多少补多少，现在当地氮肥使用量仅为原来的 40%，产量仍维持在原有水平。
此外，孔祥智强调，在做到农业资源可持续发展的同时，还需要建立安全优质农产品生产者补贴与奖励政策，调动农民种植优质农产品的积极性，并尽快建立农产品追溯体系，形成从田间到餐桌全覆盖的监管制度，确保广大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