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农村实行土地承包责任制以后，以家庭为经营单位，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解决了中国人的吃饭问题。但中国的土地从此也进入了碎片化时代。

　　土地的碎片化，既捆住了农民，阻碍了农业的现代化，也让土地资源的规模效益无法充分发挥出来，农民无法立农而富。这便是中国土地存在的核心问题。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中国必须进行土地改革，“土地流转”便成为土地改革的核心。可以说，农村土地流转是中国当前特殊的国情和特殊的土地产权制度的产物。

　　“私有化”VS“公有化”

　　如何解决土地碎片化问题？如何实现农业现代化？为此，有不少人主张应该像国外大部分国家一样，实行土地所有权私有化，通过土地垄断来实现农业的现代化。甚至有部分经济学学家认为，土地国有化是中国市场化改革的绊脚石，不利于土地改革的有序推进。

　　土地“私有化”真的能解决现行土地制度的弊端吗？

　　土地，是大自然赐予人类的生存资源，这就决定了土地是公有资源。历史上，许多著名学者就曾批判过土地私有化问题，认为土地私有化不符合正义，其否定了人的自然权利。而在英国著名哲学家、社会学家赫伯特？斯宾塞的眼里，土地公有是文明最高状况的要求。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领导中国人民取得革命胜利，根本原因就是推翻了土地所有权私有化的社会制度，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真正实现了土地公有化的目标。因此，土地所有权私有化无疑是一种历史的倒退。

　　换个角度来看，土地的私有制和公有制这本身是一个争论性的问题，不能绝对地说哪个制度好哪个不好。应该说，土地私有和公有两种制度各有利弊，关键看哪种制度更合适国情，更适合国家的发展阶段。我国人多地少，近14亿人只拥有18亿亩左右的耕地，人均耕地只占世界平均水平的40%左右。而美国人均耕地是我们的13倍，不存在粮食安全问题。中美两国基本国情不一样，所以不能完全照搬西化的土地制度，应该寻找适合中国国情的土地制度。几十年来，我国农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也证明了土地公有制是符合我国国情的。

　　从社会稳定的角度来看，一旦土地私有化，城镇人口要购买土地怎么办？有钱人要多买土地怎么办？工商资本圈地怎么办？所有这些，都是土地私有化必然出现的问题。这些非常敏感的问题一旦无法解决，便有可能引发社会动荡，甚至爆发内战。因此，土地所有权的国有化，是现代社会的稳定器。当今中国土地所有权私有化绝对行不通。

　　总的来说，制度问题不是一句话就能简单定性的，不能只从经济角度来探讨，而应考虑到国情和发展阶段、文化传统、社会问题、社会稳定等多个方面。私有化也许能解决一些问题，但不可能解决一切问题。

　　所以，未来的中国，土地改革的最佳路径，必须是土地所有权依然归国家，而使用权或经营权归农民。经过确权后，再让土地使用权或经营权进入市场流转。确保农民不丧失土地的前提下，用土地使用权或经营权投资所得红利重新置业和创业。也只有这样，土地流转才能做到优先保障农民权益，确保农民利益不受损害。

　　“非粮化”VS“粮食安全”

　　土地流转“非粮化”，已成为各地土地改革中普遍面临的挑战。

　　据媒体报道，由于种粮经济回报低，致使土地承包者偏爱土地流转“非粮化”安徽省固镇县统计显示，土地流转土地上百亩的合作社或大户，基本上都是种植甜叶菊、蔬菜、花生等非粮作物。不仅安徽，河南等全国重点产粮大省也出现了非粮化种植加剧的倾向。原本属于基本农田的土地流转至合作社、企业后，多数被用来种植经济作物。并且，越是发达地区、越是城郊结合部，土地流转后的“非粮化”势头越猛。农业部报告显示，截至2012年12月底，全国家庭承包经营耕地流转面积达到2.7亿亩，其中流入工商企业的耕地面积为2800万亩，一些地区工商企业租地种粮食的只有6%。

　　一边是国家三番五次强调“切实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口粮绝对安全”的政策，一边是土地流转加速推进导致的“非粮化”加剧。

　　面对政策和现实结果的矛盾，需要我们更加清醒地认识到土地流转带来的利与弊。既不能因为“非粮化”的加剧，就全面否认土地流转；也不能纯粹为了土地流转的经济效益而影响到国家粮食安全。

　　“对于‘非粮化’，要从国家粮食安全的战略高度密切关注发展趋势，防止过度‘非粮化’。本着不能过度干预、坚守最后一道红线、尊重农民意愿的原则情况下，加以合理的规范引导，走市场化、科学化的耕地流转运营，同时还要继续稳定和完善粮食补贴惠民政策，提高粮食收购价格，进一步优化粮食生产布局，确保国家粮食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