户籍制度，被视为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最显着的标志之一。这一计划经济年代的产物，已经越来越不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需要，突出表现在其严重抑制劳动力要素的自由流动，阻碍城市化进程，加剧城乡割裂。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将“加快户籍制度改革”写入决定后，公安部门公开提出了户籍改革的具体时间表，备受期待。

　　一张薄薄的户口，之所以牵动无数人的爱与哀愁，源于其背后附着有太多利益。从社会保障到教育、医疗、公共服务，“户籍利益”几乎涵盖了所有公民权益。有人算过一笔“户籍账”，一个北京户籍上绑定的显性经济利益竟超过百万元。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一方面在于有关部门的“懒政”思维，习惯于按照户籍进行“一刀切”式的管理，同时，一些地方担心外来人口过多给本地人利益带来冲击，通过设置一道道“隐性户籍墙”，将大量外来人口阻隔在城市之外。

　　对此，中国人民大学农村发展研究院教授白南生一语中的：“这样的担心没有道理，目前已经有大量人口沉淀在城市了……现在该来的都来了，只是法律上不承认而已！”现行僵化的户籍管理制度不仅导致人口和资源流动成本、公共管理成本和社会风险成本极高，也使得一亿多农民工身在城市却无法真正融入，他们为城市创造财富，给地方缴纳税收，却不能共享发展成果，接受同等公共服务，这显然是不公平的。

　　近年来，广州、上海等地纷纷出台积分落户政策，为有需求的外来人口开了一扇窗。不过，与不断涌入的外来人口相比，其开放度还远远不够。并且从长远来看，无论落户门槛怎样降低，都会有相当一部分群体暂不具备落户条件或者不愿落户城镇人口，他们的市民待遇同样需要保障。基于此，户籍改革不仅仅是规范户口迁移条件、建立居住证管理制度，更重要的是逐步剥离户籍附着利益，实现公共福利均等化。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要“努力实现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各地必须加大财政投入，做大公共福利“蛋糕”，让所有生活在这座城市的人们，共同分享优质资源。

　　当然，一座城市的容纳能力是有限的，扎堆北上广现象，既给这些城市带来环境污染、交通拥堵等“城市病”，也不利于区域经济的均衡协调发展。应该说，我国户籍制度改革的路径，“全面放开建制镇和小城市落户限制，有序放开中等城市落户限制，合理确定大城市落户条件，严格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规模”，是明智的、可行的。但做到这些，显然不能依靠各地设门槛、限名额等行政手段，必须依靠市场的力量让人口有序流通。

　　从这一层面上讲，中西部和东部地区、中小城市和大城市中间也应逐步缩小公共服务差距，努力实现公共福利的均等化。如果在家门口就有好工作、好医院、好学校，广大农民工也就不必千里迢迢背井离乡，到大城市的屋檐下谋生，而是可以安心就地城镇化，轻松享受都市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