粮食安全问题再次引起了举国上下的普遍关注。食品价格连年上涨、粮食进口量的增加以及土地改革提上议事日程等情节导致了这一议题的提出，这些似乎显得合情合理。在这种情况下，官方近期再次强调了重视粮食安全的政策基调。

　　根据以往的经验来看，政府强调什么、重视什么，这个领域的行政管理很可能又要加强了，管制的力度又要加大了，自由平等的市场竞争秩序中又要多出一些“例外”了。农业领域更是如此。在官方的政策思想中，农业一向被看作一个极为特殊的经济部门，其他行业的市场化可以搞，农业领域的市场化则要“谨慎”，其他众多行业都可以以市场为主，以政府干预为辅，而农业则以政府管制为主，市场手段处于“被选择”和“受利用”的地位。行政手段能够解决的，就不需要市场，想不清楚和“没有把握”的改革，也就统统不搞。

　　这一切的根源都在于，我国发生过大饥荒。许多人所不了解的是，大饥荒之前的经济政策，其实不是这样的，重视农业、把农业放在首位的经济政策，是大饥荒以后才实行的，是由大饥荒所催生的。从此以后，对粮食安全的关注成为了一件天经地义的事情，它变成了公共政策的道德标准，变成了广大干部为官从政的基本底线，并在历届政府中代代相传。

　　然而，笔者认为，这样的政策思路从根本上是错误的，错误正是在神圣的名义和诚挚的善意之下来制造的。“大跃进”是一个错误，之后的大饥荒是一出人间悲剧，而大饥荒之后实行至今的、旨在防止大饥荒的政策仍然是不正确的。发生这种政策错误的根本原因，在于对大饥荒的教训总结得不够，因之产生的认识上的偏差至今还在延续，它一直在主导着农业政策的制定。新一轮土地改革已经启动了，可是思想争论却仍然很激烈，当此之时，对“大饥荒”这个历史事件进行一些分析和总结是非常有必要和有意义的。

　　在政府官员和社会大众的一般观念中，饥荒来源于土地的歉收，因此，要想根治和杜绝饥荒，就要千方百计地生产和囤积粮食，为此，甚至可以不惜一切代价，不管经济核算。总之，就好比许多好心人对于遭遇不幸的儿童就会给予特别的宠爱一样，对于农业和粮食，我们就是要“法外开恩”，就是要搞特殊化，越是不计成本，越是特别关怀，红线和底线越多我们的安全感就越强，心底里就越踏实。

　　可是，实际情况是，发生于1959～1961年间的大饥荒，主要不能归罪于土地、自然和农业生产。1959年的粮食产量有所下降，但这不是引起饥荒的主要原因。大自然并没有过于亏欠我们，土地的肥力依旧，农民们也并未一下子变得不会耕种了。饥荒的发生主要是因为人间的原因，是人事上的原因，是社会管理和组织上的原因，是粮食分配和消费上的原因，是救济不及时不得力所造成的。不切实际的工业化目标和对粮食产量的吹牛皮比赛都导致了粮食的过度征购，人民公社不收饭费的大食堂导致了浪费，致使农村的存粮在收获完毕后几个月内消耗完毕。最为重要的是，官员们对于危机的瞒报以及禁止逃荒的政策导致危机的消息难以传递出去，以致救济的决策未能及时作出。“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时间是第一因素，政府未作出快速反应，饥荒“悄悄地”发生了，大量的人口饿死在了可以正常生产粮食的田边和家园，而装满粮食的官仓就位于死者的附近。灾难发生之后，灾情继续被隐瞒，教训不能得到认真总结，错误迟迟不被纠正，以致灾难第二年继续上演；此后还有一个第三年……

　　可以说，在大灾难发生五十余年之后的今天，全国人民的心态还没有完全从中走出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迅速提高了粮食产量，温饱问题大大地得到了缓解。然而，在农业领域所发生的怪现象是，似乎很少有人因此念及市场经济体制的好处，一说起粮食安全，反而都去紧抱住行政管理的大腿不放，以致到了今天，农业与农村的基本体制框架依旧。也许因为当年的创痛太过深重，以致大家都不愿意想起。

　　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勇敢地抬起头来，真正地、彻底地、冷静地、理智地、科学地反思这场浩劫呢？当年的国家主席刘少奇把发生灾难的原因归结为人祸，如今，虽然已经为刘少奇平了反，可是，他的见解是否真的已经被理解了呢？行政力量是增加粮食产量和进行正确分配的正确方法吗？越不接受市场、商业、经济核算和国际市场，粮食是不是就越安全？我们通常认为穷人食不果腹、流浪乞讨、卖儿卖女，是很悲惨的，可是，这与不许逃难、乞讨和呼救相比，究竟哪一个更为悲惨呢？关于饥荒原因的研究，诺贝尔奖获得者、经济学大师阿玛蒂亚·森的结论是令人信服、值得借鉴的。他说，饥荒的原因主要来自于生产领域之外。是人犯了错误，是人间的事情没有解决好，请不要拿土地出气！

　　怎样防止重犯类似的错误呢？最根本的一条，就是要下定决心，对农业进行彻底的市场化改造，使自由市场机制在农业和粮食领域发挥基础性和支配性的作用。土地产权要分散化和多元化，要真正地做到还权于农民，使农民根据经济效益状况自主地决定土地的用途，决定种与不种，种植什么以及种植多少。这是实现农业产业化和现代化的一个关键机制。一种体制，如果不允许土地的主人自由地选择不种粮食，粮食一定是不会丰富起来的。农业技术的改进、农产品质量与数量的提高一定要有“利润”这个火车头，离开了它的牵引，一切都是空谈。耕地的节约依赖于农业利润的提升和耕地价格的上涨。政府的规划和土地用途管理必须以各种用途土地的价格相一致为前提，否则就是剥夺。

　　当灾荒来临时，自由市场是进行社会救济的最基本的机制。它是自动运作的，不需要经过任何人批准和同意，这是防止饿死人的最为主要的机制。因此，粮食与其他农产品的流通，绝不能人为地予以限制，对于民间囤积和经营粮食的活动，绝不能简单地抱持敌视的态度，对于国内粮食市场向国外的自然延伸，绝不能人为地设置障碍。值得警惕的是，还在十几年前，我国就又发生了一场限制粮食流通的风波。这场风波表明，自由市场在我国的地位仍然是脆弱的，它总是优先地遭到侵害，不管什么人，不管有事没事，都有随意拿市场来出气的毛病。

　　官方的粮食储备可以搞，但绝对不要以为，官方的粮食储备越多越好。政府官员们也不要自信满满，以为把粮食大权握在自己的手中，这才是国泰民安的最大保障。同样地，强行划定粮食自给率标准，限制粮食的自愿进口，都会让粮食供应变得更加危险，它们都是与粮食安全背道而驰的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