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95年起，重庆彭水县龙射镇大地村村民刘勇就一直在广东等地打工。2010年，刘勇一家3口将其农村户口迁到龙射镇上，还花了13万买了一套新房。

　　“我也向往大城市，但大城市好也贵，要在那儿安家太难。”刘勇说。2010年，广州市区的新房均价已迈入万元时代，以他的收入，在广州买房无异于天方夜谭。

　　中国有2．6亿像刘勇一样的农民工，他们为了更优质的生活离开农田，来到城市打工。要真正成为“城里人”，享受和城市居民同样的教育、医疗、社保等公共服务，他们往往需要“转户”，即将农村户籍转为城镇户籍。

　　近年来，中国各地逐渐放宽了农民进城落户条件，是像刘勇一样回到家乡小镇，还是留在大城市，是很多想成为“城里人”的中国农民面临的选择。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不久前闭幕，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创新人口管理，加快户籍制度改革，全面放开建制镇和小城市落户限制，有序放开中等城市落户限制，合理确定大城市落户条件，严格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规模。”

　　国家行政学院决策咨询部研究员王小广认为，这实际上表明在中国未来城镇化过程中，政府将对农民进城落户的分布进行引导，引导的方式是按照城市规模大小，设立差异化的落户条件。

　　王小广表示，采取引导措施是基于两个主要考虑，一是中国城镇化需要促进中小城市和中西部城市的发展，二是规模越大的城市落户成本也越高。

　　和刘勇一样，重庆开县农民谭爱平也选择了镇上落户。“我家里的土地距镇上不到1公里，平时仍可以回去种粮、种菜，基本口粮不愁。如果转户到开县县城居住，单是买房子就要二三十万，日常生活开支大，而且人生地不熟。”谭爱平说。

　　重庆是中国两个国家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实验区之一，于2010年8月启动了户籍制度改革。截至目前，重庆已有近400万转户农民，其中7成左右选择了小城镇和区县城，余下地选择了重庆主城区。这表明，生活成本低廉、居住便利的小城镇是农民转户居住的首选。

　　国家行政学院经济教研部副主任张孝德教授表示，他在中国多地农村走访时也发现，很多农民出于生活成本及便利的考虑，更倾向于在临近的小城镇落户，到大城市或者省城的是少数。

　　王小广说，转户成本不仅包括城市生活成本，还包括政府为这些新市民提供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的成本，而这些成本在大城市会明显高出小城市。

　　受访专家表示，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议》为户籍制度改革明确了方向，落实的细则有待相关部门制定，细则的重点应在界定城市大小的人口数量标准以及落户条件的设定上。

　　张孝德表示，尽管户籍制度改革意味着允许人口的完全自由流动，但如果完全放开特大城市和大城市的落户限制，会进一步加剧交通拥堵、空气污染等大城市病。通过政策设置鼓励农民到中小城市，一方面符合农民意愿，另一方面也符合发展中小城市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