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导师毛主席诞辰120周年。作为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同时又是诗人、书法家、作家、哲学家，毛主席的辉煌成就是举世公认，在党、军队和人民群众中间享有无比崇高的威望，在全世界有着非凡的影响力。毛主席将一盘散沙的旧中国建立成为强大的社会主义中国，在朝鲜战场上，打败了以美国为主的联合国军，雪耻了中国人被列强欺凌的屈辱历史，依靠的就是人民军队和人民群众强大的凝聚力。建国之初的中国，是百废待兴的，国民党留下的经济崩溃残局，是依靠毛主席领导的共产党治理的。当时的国家面临的严重局面一是稳定，二是要吃饱饭。因此，毛主席在军事上高度重视国防建设，在经济上高度重视农业，发出了“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的正确号召，而在农业上，又紧密依靠人民群众、接受有真才实学的专家建议，科学提出了“农业八字宪法”，在基本没有牺牲生态环境、基本没有动用地下水源、没有依靠进口的前提下，解决了七亿人的吃饭问题。毛主席当年的这些做法，至今对我们这个人多地少的人口大国有着现实的指导意义，本文就从农业角度，谈谈中国未来农业的放心。谨以此文纪念毛主席诞辰120周年。

　　一、上世纪中后期的合作化

　　新中国成立后，经过土地改革，翻身的农民有了自己的土地。这时，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是空前高涨的。但分地后实行依然是私有化，即单干，经过几年的时间，农村很快就出现了两极分化。那些有青壮劳动力和牲口的农户，在耕种能力上比较强，可那些老弱病孤寡的家庭虽然得到了土地，但依然很贫困，生活压力逼迫他们将分到的土地廉价租给别人耕作，甚至出现了个别农民私自买卖土地的现象。针对这种情况，一些贫困户自发合作起来，利用人心齐的热情，与富裕中农抗衡。浩然的小说《金光大道》和《王国藩穷棒子社》的故事，就是介绍了当时北方农村的初级合作社历史。

　　中央逐步看到了农民合作的好处。一些合作社对土地投入大，人心齐，即使在恶劣的条件下，也使粮食产量超过了单干户。由此，农业合作化运动开始出现高潮，1956年完成了高级合作化，每社平均200户左右。1957年冬和1958年春的农田水利建设高潮，大大改变了农业生产条件。由初级互助组，到合作社，到合作联队、联社。因此，一个更大范围的农民合作形式，即人民公社开始在全国蔓延了。

　　用客观的历史的眼光来看，人民公社化运动，是中国共产党在五十年代后期全面开展社会主义建设中，为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所作的一项重大决策。 当时国家“一穷二白”，加上以西方为主导的国际社会对中国采取经济封锁对策，各项事业百废待兴，吃饭还是几亿人的大问题，而农业产量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依赖于水利建设。毛泽东考虑到当时以大搞兴修水利为特点的农业生产建设的发展需要，觉得需要办大社。于是，1958年3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成都会议通过了《关于把小型的农业合作社适当地合并为大社的意见》。意见指出：“为了适应农业生产和文化革命的需要，在有条件的地方，把小型的农业合作社有计划地适当地合并为大型的合作社是必要的。”会后，各地农村开始了小社并大社的工作，有的地方出现了“共产主义公社”、“集体农庄”，有的地方出现了“人民公社”。

　　1958年7月1日《红旗》杂志第3期《全新的社会，全新的人》一文中，比较明确地提出“把一个合作社变成一个既有农业合作又有工业合作基层组织单位，实际上是农业和工业相结合的人民公社”。这是在报刊上第一次提“人民公社”的名字。是年8月6日，毛泽东视察河南新乡七里营人民公社时，说人民公社的名字好。9日，在与山东领导的谈话时说：“还是办人民公社好……”，并指出公社的特点是一大二公。谈话在报纸上发表后，各地掀起了办人民公社的热潮。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召开扩大会议，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9月初，《人民日报》公布了这一决议，全国迅速形成了人民公社化运动的热潮，仅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就基本上实现了人民公社化。到年底，全国74万多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合并成为2.6万多个人民公社，参加公社的农户有1.2亿户，占全国总农户的99%以上。

　　人民公社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对其功过不能简单评论。在条件较差的前提下，又没有大规模破坏生态环境(大炼钢铁等少数冒进做法除外)，解决中国人的吃饭问题，必须有强有力的组织化，人的力气要往一块使。事实证明，这是成功的，至今坚持走集体化、合作化的村镇，其总体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是远高于分田单干的。

　　二、毛泽东时代的农田水利设施

　　在当时机械、化肥、水利、道路等农业基础设施极度困乏的年代，如果采取的是单干，就不可能解决当时的中国人吃饭问题。事实上，在三年自然灾害发生之前的1959年，中国北方许多农村还是大丰收的，当时由于错误的宣传，以为今后就进入共产主义了，一些粮食烂在地里都没有人捡起来。那些丰收的粮食就证明，在艰苦环境下，人形成合力，是能够克服自然困难的。人民公社给后来的农村联产承包创造了大量的农业基础设施尤其是水利设施，直到40年后，那些设施还在起作用。

　　提到当年的水利设施，就不能不说河南林州市的红旗渠道。2010年10月，笔者出差到河南林州，近距离感受了举世闻名的红旗渠雄姿，感慨良久。

　　这条总长1500公里的输水渠，要穿越太行山，是林县农民农原始的工具建立起来的。为修建这条生命渠，70多名农民牺牲在悬崖峭壁上；为节省资金，农民们用土法制作炸药；在困难的时期，用以充饥的竟然是野菜。这样下来，红旗渠的建设者们为国家节省资金1293万元(文革期间的钞票1元值现在的50-100倍)。那个时候没有贪官，没有承包商，好钢都是用在刀刃上的。红旗渠是特殊年代的产物，她是时代精神的产物，是人间奇迹。其施工难度之大，质量之高，功能之巨，完全有资格成为世界遗产

　　“人是要有点精神的”。毛主席的这句话，至今有深刻的道理。物质不是万能的，如果迷失了人生方向，物质刺激不出来世界第一。今天重新红旗渠，无论出动千人也罢，万人也罢，钱虽花了不少，但远远没有造出了红旗渠那样的世界奇迹。

　　毛泽东时代，中国上下高度重视水利建设，水利部曾经在国家的粮食生产中发挥过重大的作用。“水利是农业的命脉”，在上实际六七十年代，中国人民对毛泽东主席的这句话理解是非常深刻的，由此掀起了全面的建造水利工程的热潮，仅大小水库全国就建造了十几万座，在提升粮食产量方面功不可没。笔者小时后，也增加随大人们去参加水利工程的劳动，那时候干活没有工资，还自带干粮，革命热情高涨。现在才知道，当年水利工程的设计，指导全国水库建设与灌区建设，都是水利部的功劳。可惜的是，今天有些水利设施老旧，亟需中央政府抢救。今天有人试图研究庄稼自己找水喝的所谓抗旱作物，用转基因的办法一劳永逸解决农业水利问题，这是典型的懒人思维，是忽悠国家，让种子垄断公司挣钱。干旱区是有顽强抵抗干旱的植物，但那是逆境下生长的植物，其生物量是很低的。为作物提供充足的水分才是正道。今天，当年修建的农田水利设施惨遭废弃，农民就地掘井，生产效率低不说，更关键的是动用和污染了宝贵的地下水资源，是对子孙后代不负责的“不过日子”的做法。

　　在红旗渠现场，我们看到了污浊的渠水和水中漂浮的垃圾，令人痛心。当年红旗渠引入的滚滚清水，如今充满了污染物，红旗渠水颜色发生了变化。这样的水还能够灌溉么？我们追求物质的结局，带来的是精神的轰塌，道德良心的泯灭，最终可能造成人类文明的提前灭亡。

　　三、单干的苦果

　　集体力量消失，单干的结果是没有力量与强大的资本抗衡，农民将最终失去土地。连土地这一最后的生产资料也要在各种名义下从农民手里被剥夺出去，土地流转、家庭农场、种粮大户的出现将很快将这一担忧变成现实。实行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建立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行之有效地破除了“大锅饭”弊端，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促进了生产力发展，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但是，片面强调“分”的一面，集体财产被分掉，致使集体经营这一层次在很多村庄成了空架子。单纯的家庭经营，自然资源、劳力资源及其他各种资源得不到充分利用，农民向农业投入的积极性受到限制，水利化、机械化、山水林田路电综合治理难以实现，科技成果难以推广。

　　由于没有了集体力量的保护，单个的农民再也没有优势与分工严密的市场对抗，小户经营没有效益，只好去让一些大户带头种地，即形成所谓的种粮大户，或者发展美国式的大农场。但这些做法，同样不利于农业落后现状的改观，那些种粮大户或者家庭农场，由于得到了政府的扶持，将逐渐脱离农业生产第一线，靠出租土地得佣金，雇佣没有土地的农民种地，重新回到以前的大地主剥削农民的时代。这样的农业模式不是进步，而是倒退到解放前了。现在很多地方搞所谓的城镇化，就是以消灭农民为主，将农民与世代相依为命的土地分离。这样的城镇化如果遍地开花，引起的社会问题将是十分巨大的，将会严重动摇国家存在的根基。

　　近年来，我国现代农业发展取得了一定成果。一方面，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明显提高，粮食等主要农产品实现了连续增产，油料、糖料、肉类产量均大幅增加。另一方面，农业结构得到一定优化，优质专用小麦、优质水稻和双低油菜种植面积不断增加；农业技术装备水平、农业科技创新能力也都得到了增强和提高。2009年全国农机总动力达到8.75亿千瓦，比2005年增加1.91亿千瓦，全国耕种收综合机械化水平达到49%。农业技术推广体系进一步健全，科技对农业的贡献率提高到51%。然而，必须清醒的是，极端恶劣气候、动植物病虫害、土壤肥力下降、农药化肥用量增加等国内因素，以及经济贸易全球化对农业和粮食发展带来的冲击等外部因素，都使得农业生产环境日趋复杂。农业中，水利、良种收集、动植物病害防疫体系等基础设施建设等，都是需要依靠集体的力量才能完成的，一家一户的农业模式，根本不能起作用。其最终结果是，农民选择无奈的撂荒，远走他乡，进城打工，这与当年农民闯关东有什么区别？

　　四、当今受制于人的农业

　　目前中国农业，由于分工越来越细致，农民由原来的自给自足，种地自己说了算，逐步发展到种地的自主能力下降，农业受制于人的趋势越来越明显了。农业受制于人，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种子受制于人

　　现在，农民种地不能留种了，种子是由种子公司控制，甚至外国人控制。种子的极端重要性对于种地的农民来讲，那是再普通不过的常识。“饿死爹娘，不吃种子粮”，没有种子就没有来年的收成，忍饥挨饿也不能吃种子。笔者小时候嘴馋，将父亲藏起来的花生种偷吃了一把，挨了一顿打。在农民眼里，那些种子是不能动的，偷吃种子的罪过是比摔坏锅碗瓢盆要大的，农家孩子只要犯了这些错，就得挨打，其目的是要孩子们长记性。

　　几千年来，农民种地留种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农民就是天生的育种专家，他们往往把那些个头大，整齐、没有杂质的种子提前晒干，找安全的地方储存下来，其余的才作为食物。农民种地留种就成了习惯，成了常识。长此以往，栽培品种不断优化。现代育种专家做科学试验，培育优良品种，其前期材料大都是农民祖祖辈辈而留下来的。后来，杂交作物出现了(北方的玉米，南方的水稻)，农民不能留种了，这样的品种多了，农民就依赖种子公司。现在，转基因作物又出现了，农民非但不能留种，恐怕种地也要提心吊胆了，搞不好还要吃官司――转基因巨头有着各种理由禁止农民留种，即使被转基因作物污染了，本来是受害者，却说你偷了他们的种子。跟资本家是没有理好讲的。

　　非常奇怪的是，一些传统的种子既不是杂交的，也不是转基因的，但农民依然要去买种子。造成这一局面的原因是什么呢？那就是国内外种子公司的公关力量起了作用。他们向农民宣传商业种子的种种好处，国家还向种子公司提供一定的补助，使得种子价格相对低廉，他们把种子站布局到村头。这样，农民得到了那么多的承诺，又嫌留种麻烦，就从种子公司买种子，传统的留种子做法就没有人再提了。即使农民买了假种子上了当，也只好打破牙齿往肚子里咽――种地的个体农民是无法与强大的种子公司抗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