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是人类社会的衣食之源、生存之本，是整个国民经济的基础，具有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战略地位，而我国是一个发展中的人口大国，“谁来种地”、“地如何种”事关13亿人的饭碗。

　　2012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要大力培育新型职业农民，以解决未来“谁来种地的问题。2011年10月，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九部门联合印发了《关于加快发展面向农村的职业教育意见》。同年11月，教育部九部门共同召开加快发展面向农村的职业教育工作会议，推动落实文件内容。

　　近日，为答复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提案议案，教育部又召开了加快发展新型职业农民中等职业教育座谈会，会议聚焦如何培养新型职业农民。

　　新生代劳动力离农去农现象严重

　　“没有产业支撑，就靠种那几亩地留不住人。” 全国人大代表、河北省衡水市枣强县大营镇芍药村党支部书记王文忠在会上说。

　　当前，在很多地方都出现了这样的景象，农村青壮年劳力集体出逃，奔向城市里的工厂，过着打工生活。在田间地头，农业生产只好由妇女、儿童、老人组成“杂牌军”来承担，80后、90后新生代农民离土地越来越远，并且普遍缺乏从事农业生产的意愿与技能。

　　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司长葛道凯介绍，教育部与农业部联合启动了《新型职业农民教育培养重大问题研究》这一课题，课题的初步研究表明，我国农村劳动力现状和发展趋势令人堪忧，主要表现在：

　　一是数量萎缩。当前农民工总量约有2.6亿，每年以900万～1000万人的速度加速转移，务农农民尤其是青壮年农民急剧减少，农村出现空心化。

　　二是结构失衡。年龄结构老龄化，平均年龄接近50岁 ；性别结构妇孺化严重。

　　三是素质堪忧。小学、初中文化程度占到70%以上。

　　四是后继乏人。应届初高中毕业生就读涉农专业人数大幅萎缩。

　　“很明显，新生代劳动力离农去农现象严重，并且涉农的职业教育发展现状也不容乐观。”葛道凯介绍，2012年，中等职业学校农林牧渔类专业招生71.98万人，占总数的9.54%；在校学生数218.86万人，占到总数的10.35% （2010年为110.4万人，2011年为85.4万人），招生规模连年下降。高等职业教育农林牧渔类专业招生5.62万人，占总数的1.79%；在校学生数16.96万人，占总数的1.76%，比例偏低。

　　有专家认为，涉农职业教育办好了，中国农村“无人种地”的问题就解决了。而新型职业农民的培养是解决“无人种地”的主要对策。

　　新型职业农民是村建设的迫切需要

　　“新型职业农民是以农业为职业、具有较高的素质和一定的专业技能、收入主要来自农业生产和经营的现代农业从业者，可分为生产经营型、专业技能型和社会服务型三种类型。”葛道凯对新型职业农民进行了一个界定，他认为，新型职业农民是相对于传统农民和兼业农民而言的，是阶段性、发展中的新概念，应具有高度的稳定性、社会责任感和现代责任观念。

　　“新型职业农民的培养培训工作事关现代农业发展和村建设全局，事关国家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葛道凯介绍，在科学研究的基础上，教育部、农业部正组织力量开展专题研究，积极推动出台培养新型职业农民的相关政策措施。

　　教育部副部长鲁昕在会上透露，按照农村实用带头人的培养规划，从2012年起，每年要在全国范围内培养农村实用人才100万人，到2020年实现农村实用人才总量达到1800万人的目标。

　　“下一步的任务就是要强化地方政府的责任，把推进农民职业教育的各项措施落到实处。”鲁昕介绍，2013年，教育部启动了国家级农村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示范县创建活动，计划5年内共创建300个国家级示范县，引导地方各级政府切实履行好发展面向农村的职业教育责任。

　　培养新型职业农民要培养“龙头农民”

　　“农村要有产业才能留住人，没有产业支撑，就靠几亩地是留不住人的。” 王文忠在北京雅宝路上拥有6家门店、经营着6个皮草品牌、固定资产超亿元，却于2007年回到自己的家乡河北省枣强县芍药村担任村支书。

　　当年，王文忠回村时村里没有任何产业，村里的人们都出去打工。他组织建立了三个合作社后，以前出去打工的年轻人都回来了，有的在合作社入股当股东，不入股的也能在这里上班，在村里工作就能照顾老人孩子。

　　“农村就需要培养像王书记那样的带头人。”全国人大代表、湖北省钟祥市石碑镇彭墩村党支部书记张德华认为，培养农民，可以先培养龙头农民。他建议，“大专院校培养一批可以走近农民的人，让这些人到农村去，就像毛主席当年号召青年上山下乡一样。”

　　张德华说，有一则报道说，一个大学生毕业后回到农村，自主创业建了几个蔬菜大棚，得到政府的扶持后，把大棚建大了，他成为了这个村的龙头。“我觉得可以一步一步鼓励他，让他做个乡长甚至更高位置。这样，他有前途了，就让别人看到了希望。”

　　全国人大代表、中共河北省委农工部部长刘大群也认为：“在农村，农民生产关系阻碍了发展，要变革这种关系，需要相关的政策支持，现在我们都是小规模对大生产，这种生产关系已经阻碍了农村农业的发展，所以我们要抓这个‘领头羊’，带头人强了，工作就好做了。”

　　新型职业农民培养任重道远

　　“但是，真正的带头人微乎其微。”刘大群说，新型农业的发展不能靠六七十岁的老书记，也不能靠小学上过两三年务农的青年人，然而上了大学愿意回家为家乡做贡献的人太少了

　　那么靠谁？刘大群谈到他在河北农业大学任校长的经历，当时，教育部支持，特批了河北农大在农村进行自主招生，对村里年轻人进行考试，每村筛选出3~5人送河北农大进行培养。把这些人培养三到五年，再放回农村去。考虑农民肯定不愿交3000~5000元学费，河北农大就和政府各拿1000元，农民只拿1000元再出一些生活费就行了。

　　“给农民教授的内容，一定要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如果照本宣科，就不能最大限度地指导农业生产。”农业种植有地域性和季节性，在培训中要结合各地实际进行讲授，一堂及时、实用的课程，会在产量或质量上带来巨大的改变。

　　另外，中国农业大学人文社科学院副院长朱启臻认为，“传统的全日制教学很难培养出职业农民，教育部门要在农民的职业教育模式上进行创新，只专注于课本知识，不能解决农民在生产中遇到的实际问题。”

　　鲁昕认为，在当前农业现代化过程中，农业生产朝集约化方向发展，出现了很多新事物，尤其信息技术的应用，解放了劳动力，但对农民的技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比如智能化拖拉机、无人驾驶飞机已经在多地应用，相应的课程体系也应该重新设计。

　　鲁昕在考察中也发现，农村职业院校办学条件非常差，老师在黑板上画树叶，“政府的投入保障机制有待完善”。鲁昕指出，加快发展农村职业教育，培养新型职业农民是一个制度安排，不是一件小事。当前，应该深刻认识信息化背景下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路径与思路；着重从国家层面对农业农民培养培训制度进行设计，现在虽然有了相关文件，但是还不够系统；同时改革培养模式，根据本地农业特点选择课程体系，研究培养模式；扩大农村职业教育覆盖面，建立稳定的长效保障机制；努力提高职业院校教职待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