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改革开放初期，为了解决吃饭问题，通过自下而上的过程，实行了以“包产到户”、“大包干”为主要内容的“家庭联产承包制”。由此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解放了农村生产力，仅仅2、3年，就初步解决了全国人民“吃饱饭”的问题。

　　不过，这一“帕累托改进”的制度效应在随后几年就逐渐释放完毕，接下来，一家一户小农经济的固有弊端又重新铺满农村大地。

　　小农经济的性质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当社会经济采取商品经济形式以后，小农经济只能采取小商品经济形式，而这种家庭经营的小商品经济往往经营效益低下，在市场经济的激烈竞争中必然会被“边缘化”。

　　中国的事情不会这么简单。随后的几个重大政策和事件，1980年的“分灶吃饭”财政包干政策、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以及随后出现的县乡镇机构恶性膨胀，使农民的处境持续恶化。当时最为形象的描述是“几十顶大盖帽管一顶破草帽”，而管之“热心”，无非是“要钱”而已。

　　2000年，当时身为乡党委书记的李昌平上书国务院总理，发出了“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的感叹。整整6年后，我国终于废止了农业税，农民的负担开始减轻。但此后，农民“增收难”的问题又开始困扰所有关注“三农”问题的人们。

　　分散的小农户生产规模小、经济实力薄、专业化程度低、经营管理落后、市场信息缺乏、自组织能力低，因而只能出售价格低廉的初级农产品，承受中间商的盘剥。这其实就是农民“增收难”的根本原因，也是我国形成“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根本原因。

　　如今，每一次农产品周期性市场波动，几乎都会引发一系列菜贱伤农、粮贱伤农、果贱伤农、肉贱伤农之类的“突发”事件，害得有关部门手忙脚乱地四处“救火”，最终肯定是治标不治本。

　　2011年，问题演变得愈加诡异，即“菜贱”与农产品零售价格普涨同时发生。在青岛集贸市场上，每公斤大白菜卖1.2～1.4元，但在100公里外的菜农地头却只能卖到6分，二者相差20倍左右。在这样的格局下，菜农不仅没有分享到菜价高涨的利益，反而因为“菜贱”而破产，有人因此而选择自杀。但是，消费者也没有得到“菜贱”的实惠，反而因为菜价高涨而支出增加。

　　与此同时，由于农村缺乏生计，大量的青壮年农村劳动力离开农村去城镇打工谋生，农田里留下来的是中年妇女，更多的是儿童和老人，有人将其戏称为“386199部队”。农村青年越来越不会“种田”，也越来越多的离开农田，全国人民的“吃饭”问题越来越多地需要依靠“386199部队”。这里潜伏的农业危机，甚至比李昌平那时候更大。

　　政府为了解决“三农”问题，出台了很多农业政策，有些政策的确惠农而缓解矛盾。但是，对于那些没有理论根基，而“应景”设置的农业政策，用“病急乱投医”来形容一点也不为过。例如，“公司＋农户”、龙头企业、订单农业、土地入股、假合作社、等等、等等。由于小农户是一盘散沙，几乎没有谈判资格和能力，而他们的利益诉求始终没有组织载体，因此，最后总是“最受伤”。

　　至今，主流社会仍然没有认识到，“农民合作社是市场经济条件下解决‘小农户与大市场对接’的最好组织形式，如果能够得到完善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的支持，它就能够引导广大农民真正走向富裕，并最终引导农业真正走向产业化和现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