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农业部披露的消息，我国粮食的产后损失率在8%~12%之间。这是一个令人惊异的数字。它意味着，以10%计算，就是5000万吨的粮食损失。5000万吨是什么含义呢？2009年，我国粮食产量最大省河南的粮食产量为5300万吨。这就是说我国每年的产后损失，一下就搞掉了河南一年的粮食产量。我国的粮食安全本来就不容乐观。以目前的供给水平看，也仅仅是基本满足了营养性安全需求。如果产后损失率居然还保持在10%左右，说明我国的粮食的整个供应链系统非常有问题。

　　是什么原因导致粮食的产后损失率如此之高呢？

　　我国的粮食从生产、储藏、流通，销售，供应链遍及全国各地。损失率高居不下，说明各类粮食的利用者并不十分珍惜粮食。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为什么不珍惜粮食这种十分重要的商品呢？显然粮价过低是一个重要的因素。我国粮食价格，包括收购价格和销售价格一直偏低。随着城乡居民收入水平的增长，粮食在居民消费支出中的比重不断下降。以大米为例，今天一个居民大米的营养性需求以1斤标准口粮计算，价格大约是在3元左右。一个月的消费在100元左右。在平均总支出中的比重不到5%。粮食如此重要，但地位如此偏低。发出的信号就是粮食不值钱，可以随意消费。就像大白菜一样，即使浪费、损耗掉了，消费者、利用者也不当回事。这就不难解释在城市的饭店、食堂常常看到的惊人的粮食浪费现象。每天浪费掉的食品垃圾填满了一个个巨大的泔水桶。这足以说明，粮价偏低已经严重误导了社会对粮食和粮食安全的认识。

　　但粮价偏低恰恰是政府主动打压的结果。

　　政府一方面在媒体上竭力强调粮食安全，并为此不断采取行动。另一方面却长期不断地打压粮价。向社会发出浪费粮食的价格信号。政府为什么要耿耿于此呢？不外乎两个原因。首先的原因是为了避免“粮贵伤民”。政府在抛售储备粮平抑粮价时，常常以此为借口。目前，城镇的平均收入尽管远远高于农村，平均的恩格尔系数已经降到40%以下。但是城镇的收入的分配悬殊。20%的富裕阶层占有了70%以上的财富，而80%的中低收入者只占有剩余的30%的财富。因此，平均的恩格尔系数，并不能反映问题的实质。对于少数富裕阶层，恩格尔系数已经降到了20%以下。而城市的多数中、低收入居民恩格尔系数仍然在50%左右。因此，政府并非担心富裕阶层会因为鲍鱼、龙虾、白酒的价格上涨而造反。而是担心那些金字塔下面的城镇穷人会成为不稳定因素。特别是是一些低收入者，月平均收入不到800元，恩格尔系数高于50%。这样的人群，全国算下来，数量以百万计。粮价风吹草动，必然就会对其日常的食品消费形成冲击。一旦这些穷人有上顿没下顿，甚至断顿。就会跑到政府大楼门口抗议、要饭吃，社会的和谐就没有了。目前，在政府无力解决收入分配的问题，甚至还在鼓励“先富起来”的时候，打压粮价就成为既维护目前的贫富悬殊格局、又保证社会和谐的必然选择。

　　因此，粮价偏低背后的问题是城镇收入悬殊问题，是城镇的收入的基尼系数问题。

　　找到这一原因，有助于理解中国的贫富悬殊的严重性，也有助于倒逼政府进行收入分配体制改革。

　　政府对粮价的打压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害怕由此引发通货膨胀。其实这个问题的本质反映的是我国价格结构的严重扭曲问题。通货膨胀对经济发展不利影响众所周知。但以压制粮价的办法来迟滞通货膨胀，无疑就是“全国生病，农民吃药”。况且，农民还是社会的最底层。本来就穷，现在政府还要农民买单。这无论是于政府的行政道德、还是于市场经济的本质，都无法自圆其说。我国实行的是市场经济。商品的价格应该反映真实的供给和需求状况。但恰恰是由于政府在粮食收购领域和粮食终端销售领域的双重打压，使得粮食这一最重要的商品，无论是收购价，还是销售价都长期扭曲。因此，中国所谓的粮食流通的市场化改革，其实从来就没有全面实现过。从需求状况看，随着人口的增长和消费水平的提升，我国的粮食需求呈现刚性增长趋势，粮食安全的压力越来越大。一旦需求得不到满足，必然造成人心波动和社会动荡。因此，从社会心理角度看，消费者完全可以、也有能力承担较高的粮食消费价格。但是目前，一斤米、一斤面粉，2.5~3元，价格也就是相当于一瓶可乐。比青菜价格还差一半。也可以认为，一斤米、面的重要性，在消费者看来，就是一瓶可乐。少吃一瓶可乐，一天的口粮就足够了。粮食有什么特别重要呢？从供给看，我国粮食生产越来越面临资源约束和要素约束。耕地18亿亩的红线，已经保不住了。而华北地区水资源的稀缺已经是常态。继续依靠地下水来生产小麦，肯定不可持续。同时，化肥、农药、电、柴油等现代要素的价格节节攀升。在这种背景下，农民基本上失去了生产商品粮的经济上的可能性。若不是政府在2004年以后不断砸下巨资，提高各类补贴水平。粮食供给早就萎缩到4亿吨以下去了。但政府为何一定要自己买单，而不让消费者买单呢？国家的粮食安全，并不仅仅是政府一家的事情，消费者也需要尽到责任。

　　通货膨胀的控制，应该建立在一个合理、自然的价格结构的基础之上。因此，矫正扭曲的价格体系，才是真正控制通货膨胀的第一步。

　　粮价上涨，自然会诱发下游加工业、服务业价格的上升。但是这种影响不能简单夸大。粮价上涨首先直接影响的是以粮食为原料的各类产业的原料成本，和劳动力成本。因此，影响的最大的是粮食加工、饲料生产、畜牧业、渔业和餐饮服务业、旅游业等。但影响也并非同步。这些部门中的非粮因素，不会受到粮食价上涨的影响。因此，粮价上涨10分，波及到这些部门，其实只有5分，甚至更低。而其他行业，如金融、保险、社会服务、制造业等，影响主要是劳动力成本。但这些行业一般是高收入行业，劳动者的恩格尔系数较低。粮价上涨10分，波及到这些行业的影响，可能只有2分。因此，粮价上涨对通货膨胀的影响是一种逐渐衰减趋势。并且，在矫正价格结构以后，通胀问题就可以与粮价一次性脱钩。因为通胀的根源，并非粮价上涨。而是因为货币发行过多等原因。

　　粮价适度上涨有如下积极意义：

　　第一、会向市场发出正确的信号。居民和企业对粮食的珍惜，是建立在粮价适度上涨的基础之上的。因此，粮食消费价格的适度上涨，必定会降低产后损耗率。并使得居民的粮食消费回归到充裕、节俭、理性的状态。这对于保障我国粮食安全非常重要。中国的粮食安全需要全民参与，而不是政府，尤其是中央政府唱独角戏。

　　第二、对于生产者来讲，粮食收购价格上涨，粮食地位上升，除了可以增加粮农收入以外，还将诱发他们回归粮食生产，并重新重视各类农业资源的可持续性。我国粮食播种面积的比重大约在68%左右。粮价变动将直接影响大部分的耕地和水资源的利用。这对于保护、并集约使用农业资源、实现可持续发展非常重要。

　　对于城镇低收入阶层，政府可以通过发放食品券、粮票等救济方式解决他们的问题。城镇低收入者可以凭借政府发放的食品券、粮票以较低的价格、或者免费购买米、面、油等基本粮食。由此，价格结构调整，将不会对他们的基本的生活构成冲击。更不会成为一个社会问题。

　　矫正扭曲的价格结构，这是中国走向真正的市场经济的重要一步。也是中国在加入WTO以后，与世界发达国家接轨的重要一步。更是中国粮食安全走向康庄大道的重要一步。中国的改革必须为此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