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大长久之患考验中国粮食安全

农村劳动力老龄化、女性化、业余化的局面下，一方面粮食自给率下降，一方面非农部门对农业部门的挤压，粮食生产挑战艰巨。

文/程伟力 国家信息中心

我国“十一五”粮食产量和增速目标均超额完成，《全国新增1000亿斤粮食生产能力规划(2009-2020年)》也于去年提前实现，但粮食自给率远远低于规划目标。今年1至4月，粮食进口增长43.3%，粮食安全问题凸显。展望未来，我国粮食消费需求仍将快速增加，但生产受到诸多限制，利用国际市场调剂的空间亦非常有限。

因此，我国需要加大农业科研投入力度，尽快扭转农村劳动力老龄化、女性化、业余化局面，并促进农业对外投资，突破土地和资源供给瓶颈，强化管理，充分挖掘潜力，增强我国粮食自给能力。

供需面临突出问题

我国粮食产量规划目标不断提前完成，但自给率大幅下降。

2007年6月颁布的《全国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十一五”规划》目标是，粮食产量年均增长0.65%，2010年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稳定在5亿吨以上。事实上，当年我国粮食产量就超过了5亿吨，“十一五”粮食产量年均增速为2.46%，产量目标提前完成，增速目标远超预期。

2009年11月，我国又颁布了《全国新增1000亿斤粮食生产能力规划(2009-2020年)》，其主要规划目标是，2020年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达到5.5亿吨。现实情况是，2011年我国粮食产量就达到5.7亿吨，产量目标提前九年实现，粮食生产似乎已高枕无忧。

但是，我国粮食自给率却逐年下滑，2010年已低于90%，远远低于2008年11月《国家粮食安全中长期规划纲要(2008-2020年)》的规划目标，即我国粮食自给率基本保持在95%以上，稻谷、小麦和玉米为100%。

在中央政府强有力的政策干预之下，2011年粮食增产4.5%，自给率也略有提高。但从今年前4个月的海关统计数据来看，我国粮食进口2599万吨，同比增长43.3%，按此进度全年粮食进口大约7800万吨，粮食自给率将再度下降到90%以下，我国粮食安全面临严峻的挑战。

大豆对外依存度过高的负面影响凸显，玉米和小麦存在步大豆后尘的风险。

1995年，我国进口大豆占全国大豆总供应量的比例为5.6%，2000年上升到39.4%，2011年则高达80%，在此背景下，我国既没有干预国际大豆市场价格的能力，也失去了对国内价格的宏观调控能力，国际大豆价格将在国内形成连锁反应。豆价上涨直接影响豆油价格，并带动其他食用油价格上涨；同时，作为重要饲料原料的豆粕价格同样上涨，饲料价格的上涨推动肉类价格上扬，所谓的输入型通胀由此产生。

现实中，大豆对外依存度过高的负面影响已经凸显。值得警惕的是，2010年以来玉米和小麦的这种风险也已经显现，今年前四个月尤为突出。

2008年之前，我国玉米贸易始终保持顺差，2010年逆差激增至144万吨，2011年在国内玉米增产8.2%的基础上还进口了175万吨。今年前四个月，我国玉米进口已经超过176万吨，超过去年全年，按此速度，全年进口将超过500万吨，自给率下降到98%以下。

同玉米一样，小麦同样存在类似问题。今年前四个月我国小麦进口142万吨，同样超过去年全年，按此速度，全年进口将超过420万吨，自给率下降到97%以下。换言之，玉米和小麦自给率已明显低于规划目标。

消费升级增加粮食需求，饲料用粮成为粮食需求增长量的主体。

研究表明，发展中国家由低收入阶段向中等收入阶段转变时，消费结构相应地处于快速升级阶段，突出表现为直接消费用粮食数量停止增长或开始减少，但畜产品消费急剧增加，畜产品生产所需的粮食需求爆发性增长。中等收入国家之所以粮食进口增加很快，主要原因就在于此。

众所周知，我国动物食品以猪肉为主，依赖粮食饲料。发达国家奶制品消费较多，主要的饲料为草。我国耕地紧缺但畜牧业却主要依靠粮食。在农户散养的传统模式下，养猪尚可充分利用各种食物来源，但是，规模化养殖，无论养猪还是养鸡只能完全依赖饲料，耗粮畜牧业造成我国耕地与粮食处于紧平衡状态。

经济结构变化影响粮食生产。

首先，农业部门在同非农部门竞争中完全处于劣势地位。在非农部门空前繁荣的背景下，农村青壮年劳动力、资金、能源、土地和水资源等生产要素快速从农业部门向非农部门转移，由此导致农业供给相对不足。与此同时，非农部门有能力支付更高的生产要素价格，推动农业生产成本快速上涨，农业尤其是粮食生产利润下滑挫伤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

其次，粮食在同非粮食的经济作物竞争中处于劣势地位。在土地、劳动力等要素成本上升的背景下，农民有较高的动力种植经济作物尤其是小品种作物以及蔬菜等不受国家价格调控的农产品。一方面是较高的价格可以弥补成本的上升；更为重要的是，这些经济作物具有较高的收入弹性，即在收入增长的情况下，相比粮食以及普通的农产品，消费者更多地选择消费这些小品种的农产品。

以美国为例，蔬菜中的莴苣、豌豆以及水果中的柑橘、桃子等具有较高的收入弹性，而土豆这种接近于主食消费的产品收入弹性较低。不难想象，在“无形之手”的作用下，生产将选择收入弹性高、符合消费升级趋势的经济作物。

也正是在这种因素的影响下，以玉米为主食的墨西哥玉米消费严重依赖进口。在我国，原本用于粮食作物的耕地将转变为用于经济作物的种植，这又对粮食总产量的增长形成了制约。这意味着，小品种、符合消费升级趋势的农作物需求更大，涨价能力也更强。

最后，国外农业对国内农业形成较强竞争关系。从周边国家来看，日本和韩国农产品价格远远高于我国，我国农产品对其出口激增，同时日韩在不断加大对我国农副产品生产的投资力度，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挤占了粮食用地。从我国粮食进口国情况来看，这些国家具有明显的价格优势，压缩了我国通过提高粮食价格增加供给的空间。

自由贸易理论认为，我国粮食问题可以通过进口解决，进口粮食等于进口土地。然而，当前全球可供贸易的粮食约占我国消费的一半。目前日本的粮食自给率约为40%，如果我国也下降到这一水平，国际粮食市场全部供给也无法弥补我国的供需缺口。再者，日本和英国等粮食自给率较低的国家在海外有自己投资的农场，供应渠道稳定，这些渠道也是我国难以获得的。因而，必须采取有效措施，保持粮食的基本自给。

加强四方面工作

我国粮食产量虽然八连增，但我粮食进口逐年上升，自给率随之下降，供求矛盾依然严峻，因此需要加大投入、强化管理、充分挖掘潜力，增强我国粮食自给能力。

加大农业科研投入力度，提高科技进步对农业发展的贡献。

在工业技术方面，发展中国家可以从发达国家直接引进技术；而在农业技术方面，受气候、土壤、水资源、经营模式等条件限制，发达国家的很多农业技术不能直接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因此，农业科技必须走独立自主的道路。

当前，我国农业科研投资强度(农业科研财政投入占农业增加值比重)为0.62%，远远低于全国所有行业科研投资强度3.47%的平均水平，科技对农业发展的贡献率约为48%，发达国家则在60%至80%之间。同时，多头管理、部门分割的农业科技管理体制导致科研、教育、推广三个体系独立运行，科技成果转化率仅为30%至40%，而发达国家高达80%至85%。

农业技术进步及其应用是提高粮食单产的主要关键手段，因而需要从资金投入和管理体制两方面加强对农业生产的支持，尽快把农业变为一个现代化和具有高科技含量的行业。

推进规模化和专业化经营，尽快扭转农村劳动力老龄化、女性化、业余化局面。

在坚持土地承包关系不变的条件下鼓励再承包经营、合作经营，推进农业生产服务的专业化，借鉴生猪养殖经验，农业补贴向专业化经营者适度倾斜，确保新型农民务农收入不低于外出务工收入，提高年轻农民的种粮积极性，尽快扭转农村劳动力老龄化、女性化、业余化局面。

德国、澳大利亚等农业发达国家始终把农民教育作为农业政策的重要内容。根据德国的有关法律规定，农业经营者必须经过三年农业技术培训，通过理论和实践考试后才能从事农业生产。澳大利亚农村劳动力中有1/3达到大学文化水平，农民每隔一段时间都要接受一次由政府承担费用的培训，高素质的农民队伍为保持农业生产高效率奠定了基础。当前我国农村劳动力素质普遍较低，需要加大教育投入、培养新型农民，从而促进农业技术转化为生产力。

加大工业节水力度，降低工业用水挤占农业用水的负面影响。

根据对黄河流域的调研，由于流域的供水总量基本稳定，新增的工业用水完全来自于农业灌溉用水，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粮食生产。因此，在提高农业灌溉节水水平的同时应加大工业节水力度，在工业布局方面也要充分考虑水资源的约束。

促进农业对外投资，突破土地和资源供给瓶颈。

从历史上看，西班牙、荷兰、英国等强国在发展初期都在农业方面大量对外投资，即使地域辽阔的美国也不例外。从长期来看，应组建粮食生产安全网络，联合新兴市场经济国家，争取建立一个全新的粮食生产体系取代由欧美主导的体系。

当前，我国应加大对非洲、拉美等地区的农业投资力度。非洲大陆有广阔的未开发土地和丰富的可利用水资源，而在撒哈拉以南非洲的1.3亿公顷可耕地中，实际种植面积只有390万公顷。通过直接投资帮助非洲国家发展粮食生产，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保障国内供给，也有利于我国农产品如种子的研发与生产，提高相关行业的经济效益，同时有利于非洲减少对国际粮食的依赖、提高粮食自给率。

此外，需要平衡产销区粮食安全责任，健全利益补偿机制，逐步改变粮食大县、财政穷县的状况，实现粮食增产、农民增效、财政增收三者的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