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部日前就农药残留及安全问题进行解读时指出,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耕地紧张的国家,粮食增产和农民增收始终是农业生产的主要目标,而使用农药控制病虫害从而减少粮食减产是必要的技术措施,如果不用农药,中国肯定会出现饥荒。
农业部此番表态引发公众的关注和热议。笔者以为,农业部的表述并非危言耸听。在目前国内农产品供求处于紧平衡的情况下,随着人口增长和居民消费结构的变化,农产品的需求还在增长,如果完全放弃使用农药,农业收成受到影响,农产品供应很容易出现大的缺口。
当然公众会关心农药残留及其危害。“农药对植物来说,犹如医药对人类一样重要,且必不可少,但也可以通过一些措施减少农药残留。”农业部从技术层面提出了减少农药使用的方案。方案提出,一是全面开展病虫害综合防治,减少农药使用量;二是正确规范使用农药,减少农药残留量;三是大力推广生物农药,减少化学农药的使用,不断降低农药残留水平。
笔者认为,这些技术手段对减少农药的使用显然能够起到一定作用,但要从根本上兼顾农产品质量安全和粮食安全保障这两大课题,还需从更加宏观的层面加以解决。只有通过制度设计,确保耕地面积逐步增加和耕地生产力水平提高,提高我国粮食供给保障能力,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上述矛盾。
为了确保粮食增产和农民增收,目前我国对农药残留的检测和控制是否过于宽松?笔者认为,这种看似“迫不得已”的宽松监管也会导致一个恶性循环。在局部地区,农药的过量使用使得害虫抗药性增强,而为了确保增产增收,农民不得不使用更多的农药。这样的恶性循环侵蚀着我国农产品质量安全,这也是为什么近年我国食品安全问题愈加突出的原因之一。
而要走出这个循环,当务之急是要增加耕地的面积、改良土壤质量、优化土地资源的配置。只有拥有了更广阔的耕地和更优良的土壤,我们才能在提高农药残留的检测标准、强制减少农药的使用的同时,确保农产品供应的安全。
这可能让不少人质疑:在我国快速城镇化的过程中,还有增加耕地面积的条件和空间吗?国土部的数据表明,2009年之前的10年,我国耕地减少了约1亿亩。此外,由于统计方面的原因,耕地实际减少面积还可能大于这一数据。
但是必须看到,城镇化并不必然导致耕地迅速减少,通过制度改革可以促进耕地面积的增加。因为城镇化本质上正是促进土地的集约利用,居民从农村到城镇后,人均住房和公共设施占用的面积,从理论上讲会大大减少。现实中,我国城镇化过程中耕地面积锐减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我国城镇化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城乡二元结构,大量居民从农村来到城市,却无法获得住房,也不能享受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障待遇,于是大量居民在城市居住的同时,在农村或者原来小城镇的房屋却长期不能拆除或者转让,这导致了我国城市建设用地不断膨胀、农村建设用地大量闲置;二是,我国城镇化与工业化相伴相随,工业用地规模迅猛增加侵占了不少良田沃土。
要减少城市建设用地和工业用地,首先需要加快推进统筹城乡的改革,完善住房、医疗、养老等社会保障制度,使得农民工和大学毕业生实现真正的城镇化。这样可以减少农村住宅建设用地,促进土地资源在农村和城市之间更合理地配置。其次,在工业用地方面,严格执行国家的土地使用制度,避免在招商引资过程中违规或低成本出让工业用地的现象。
减少农药的使用,实际上还有赖于整个生态环境的改善,这需要更好地保护好湿地、林地等。如上世纪90年代,当时长江边湿地保护较好,农田周围还保留了许多林地,大量禽鸟的存在使得害虫数量大大减少,当时农民使用农药的量非常少。随着围湖造田和林地的锐减,禽鸟无处栖息,害虫数量由此大增,农药的使用量逐年增加。因此,大力保住耕地的同时,还要注意保护好湿地、林地等生态屏障,如果无法扭转生态的失衡,放弃农药的使用永远只是一种奢望。
因此,解决农药残留过量问题,绝非简单地从技术层面减少农药的使用,保证食品安全这一浩大的工程也远非农业部门一己之力所能完成。只有耕地增加了,生态和土壤改善了,粮食安全才有更充分的保障,我们才能更有底气地强化农药使用的约束和农药残留的监管。对中国这样一个人口大国而言,保障粮食安全和农产品质量安全的任务复杂而艰巨。但不管怎样,我们都没有任何懈怠和推却责任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