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也没有一种力量，是那样改变神州大地；再也没有一种情怀，是那样牵动亿万人心；改革，以其巨大的勇气、智慧和力量，创造了中华民族历史波澜壮阔的新阶段，把十三亿中华儿女带入全面建设小康的新时代。

　　有人曾经感叹，中国历史上每一次改革都以失败告终；有人曾经焦虑，中国历史上每一次改革都以减轻农民负担始而以加重农民负担终；他们在盼望改革与担忧改革的痛苦中纠结，在“人在政在，人亡政息”的宿命中挣扎。惟有中国共产党人，始终把改革当作一个为民谋利的巨大工程，当作一个不断超越的发展进程，当作一个自我完善的砥砺过程。在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眼里，改革永远不设终点，改革永远在路上，改革是永远的进行时；改革永远与民心相顺应，永远与实际相连接，永远与时代相呼应。也正因为此，改革虽有坎坷但始终一路向前，改革虽有阵痛但始终以利民为归，改革让民富国强，改革让生活更美好。

　　丰收的十年

　　在时间的浩荡长河中，十年连一朵浪花都算不上；在历史的鸿篇巨制中，十年也不过一两笔而已。但党的十六大以来的这十年，却不是简单的十年。这十年，我们遇到了多少困难和挑战，经历了多少大事和难事，但在别人“失去的十年”、“停滞的十年”中，我们收获了丰收的十年、崛起的十年。

　　对亿万中国农民来说，这十年，是农村改革不断深化创新的十年，是得到实惠利益最多的十年，是各项权利扩大落实的十年，是心情舒畅幸福指数提高的十年。

　　“这十年”是一个历史的终结者。她终止了延续2600年的皇粮国税，把困扰农民的负担加重问题扔进了历史的垃圾堆；她废止了为人诟病的收容遣送制度，让农民自由择业和迁徙的障碍越来越小；她弱化了城乡二元结构的分割和壁垒，让身份歧视的户籍制度开始走向式微；她终结了城乡同命不同价、同票不同权的制度歧视，让农民的公民权利有了更好的保障。

　　“这十年”更是一个历史的开创者。她提出重中之重战略思想，出台了九个“一号文件”，全方位强化“三农”的核心地位；她构筑统筹城乡发展战略，开启了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新时代；她实行多予少取放活方针，出台了一系列强农惠农富农举措；她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把国家基础设施建设和社会事业的发展重点转向了农村；她启动“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战略进程，全面支持农业和农村发展；她改革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建立健全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把农村民生建设推向一个新的高度。

　　“这十年”还是一个历史的建设者。她推进全面小康社会建设，把重点和着力点都放在农村；她推动现代农业建设，在工业化城镇化深入发展中同步推进农业现代化；她实行农业生产补贴，强化了对农业的支持保护；她全面放开粮食购销，迈出了农产品市场化改革的决定性步伐；她推进集体林权制度改革，调动了农民造林护林的积极性；她强化农村和谐社会建设，大力加强了社会主义村建设；她推进中国特色的城镇化建设，首次实现了城市人口超过农村人口。

　　终结者也好，开创者也好，建设者也好，最终都归结为创造历史的改革者。完全可以说，是改革让粮食生产重新站到一万亿斤以上，实现了难得的“八连增”，让农业走上中国特色的现代化道路；是改革让农村搭上城市发展的快车，让村建设迸发出生机勃勃的发展活力；是改革让农民收入持续较快增加，创造了更加重要的“八连快”；是改革让农民的公民权利实现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让农民生活得更有尊严。改革激活了“三农”，发展了“三农”，创造了“三农”的新辉煌。

　　改革需要顶层设计

　　中国的改革开放，是在特定历史环境下被“逼”出来的，“不改革就死路一条”、“改革有风险，但不改革党就会有危险”。中国的改革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事业，没有任何经验可循，没有任何教训可鉴，在改革开放的头二十年，“摸着石头过河”是惟一的选择。进入新世纪以后，中国的综合国力大幅提升，改革开放事业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让改革进入新的境界，让改革攀上新的高度，成为时代新的强音。大国治理，如烹小鲜。改革是经济社会的再造和重铸，是和平时期的一场革命，需要雄心和匠心，也需要精心和细心，更需要战略思考和顶层设计。

　　民为邦本，国事农先。中国的问题实质是农民问题，革命时期如此，建设时期如此，未来的发展依然如此。抓住了农民问题，就抓住了中国发展的根本；解决好“三农”问题，就找到了中国发展的钥匙。毛泽东同志曾经说：“谁赢得农民，谁赢得中国”；邓小平同志也告诫我们：“中国经济能不能发展，首先要看农村能不能发展，农民生活是不是好起来”；江泽民同志一再强调：“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全局的首要问题”。在党的十六大召开几个月后的2003年1月，胡锦涛总书记提出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温家宝总理在同年３月接着提出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政府全部工作的重中之重。重中之重战略思想不仅是我们党“三农”理论的重大突破，而且还标志着我们党治国理念的重大创新。从此，重中之重战略成为党和政府的重大意志，成为“三农”改革发展的思想之源、理论支撑和决策基础，成为与我国“三农”改革发展最紧密、最重要的关键词。“三农”问题也从此踏上了全面解决、彻底解决的历史征程。

　　改革不仅需要意愿，改革更需要设计，而“重中之重”就是“三农”顶层设计的灵魂和柱石。顺着“重中之重”的思维逻辑，面对农业弱质、农村落后和农民弱势的现实，中央顺理成章地提出了“两个趋向”的重大战略论断，确定了“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和“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提出了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的基本方向，部署了加快发展现代农业、建设社会主义村的战略任务，明确了在工业化城镇化深入发展中同步推进农业现代化、加快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的根本要求，积极调整了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和城乡利益关系，促进了公共资源在城乡之间合理配置和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坚持不懈地推进农村改革创新，在一些关键环节取得重大突破。随着顶层设计的步步落实，“三农”理论、政策和制度的改革创新结出了丰硕的实践成果，农业农村发展实现了历史性的飞跃。

　　回顾这些年来我们党“三农”改革创新的奋斗历程，使我们对“三农”发展的又一个黄金期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没有不断改革的探索精神，就不会确立并践行重中之重战略思想；没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创新、制度创新和实践创新，农业农村的改革发展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完全可以说，是理论创新打开了制度创新的闸门，是制度创新撬动了实践创新的杠杆，是实践创新把一个黄金时代展现在我们面前。

　　改革未有穷期

　　创新无止境，改革无穷期。大国兴衰的历史告诉我们，辉煌因锐意改革而得，也会因改革停滞而失；历史的经验还告诉我们，不仅要在发展遭遇困难时强化改革，也要在发展顺利推进时深化改革，还要在繁荣治平时不忘改革。只有始终坚持改革，不断深化改革，把改革当作一种使命，让改革成为一种意志，“三农”黄金期才能持续保持，“三农”发展才能不断呈现新的气象。

　　保持“三农”黄金期需要始终坚持改革。应该深刻地认识到，虽然在今后相当长时期内，农业份额会下降、农村人口会减少，但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作用不会改变，“三农”问题在全局中的重要地位不会改变，而且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推进，工农城乡相互联系更加紧密、相互影响更加广泛、相互作用更加直接，“三农”问题日益成为全社会范围的重大问题。在当今经济全球化和中国经济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蝴蝶效应”让“三农”的位势变得更加重要和关键，其影响牵一发而动全身。只有不断改革并形成“三农”投入持续增加机制、农民增收持续扩大机制、农村发展持续加强机制，我们才能保持“三农”发展的稳中求进，才能为经济社会长期平稳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保障国家粮食安全需要不断强化改革。应该深切地认识到，尽管这些年粮食和主要农产品产量大幅增加，但生产能力仍不稳固，供求关系仍然偏紧，保持农产品供求平衡的任务更加艰巨。当前，粮食安全领域存在的三大矛盾尚未根本解决，一是粮食的刚性需求与生产的硬性约束的矛盾，二是生产成本上升与比较效益下降的矛盾，三是劳动力转移与“谁来种地”的矛盾。需要我们不断探索创新促进农业农村发展的制度环境，建立健全保障粮食等农产品有效供给的长效机制，努力形成提升农业比较效益的增收机制，大力拓展推进农民职业化和新型农民建设的内生机制。

　　促进农民持续较快增收需要大力推进改革。应该清醒地认识到，虽然农民增收实现了“八连快”，但是，农民增收的长效和内生机制尚未形成，影响农民增收的制约因素仍将长期存在。当前，在复杂的国内外经济环境下，提价、补贴的增收空间有限，务工增收也面临新的不确定因素，财产性增收的体制机制约束依然存在，而通过增产、提质、节本来扩大增收不仅需要依赖科技创新，也需要假以时日和不断努力。在当前和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扩大农民增收依然是农业农村工作的中心任务，依然是农村工作的重点和难点。我们必须大力推进农业农村各项改革，在突破不利于农业农村生产力发展体制机制弊端的约束上，不断取得新的进展；在理顺调适农业农村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坚持不懈地下大力气，我们才能为农民持续较快增收提供良好环境和重要保障。

　　建设社会主义村需要持续深化改革。应该敏锐地认识到，虽然这些年来，村建设扎实推进，农村社会全面进步，但我国最大的发展差距仍然是城乡差距，最大的结构性问题仍然是城乡二元结构。城乡一体化发展是一项庞大的经济社会工程，可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艰难险阻，也会遇到意想不到的突发因素，不可能一帆风顺，也不可能一蹴而就，惟有不断深化改革，不断自我完善，不断与农村实际的变化和农民意愿的变迁相适应，才能把农村建设成为农民的幸福乐园和全体中国人的精神家园。

　　建设中国特色城镇化需要扎实推进改革。应该明确地认识到，在我国这样一个农村人口规模庞大的国家，城镇化建设一定要适合国情，要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引导农民有序进城务工、安家落户。当前必须深刻把握中国特色城镇化建设的基本规律，既要对存在的问题有清醒的认识，也要对今后可能遇到的矛盾、困难甚至风险有充分的估计。要把促进人口城镇化作为重要任务，合理引导人口的流向，充分考虑农村转移人口的当前利益和长远生计。

　　向新阶段迈进

　　党的十六大以来，中央连续九年出台一号文件，每年一个主题，分别从农民增收、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村建设、现代农业、农业基础、农业稳定发展农民持续增收、农业农村基础、水利和农业科技等九个方面进行战略性部署，既宏观着眼又具体着力，既重点突破又分进合击，既有顶层框架设计，又有具体实施细则，取得了显著的效应。不仅为下一步深化“三农”改革厘清了思路、打下了基础，而且为农村改革进入新阶段廓清了道路。

　　但是，中国的“三农”是典型的东亚小农，先天不足，后天失调。农业的根本问题是人多地少，劳动生产率长期在低水平徘徊；农村的根本问题是农村公共服务滞后，投入和投资严重不足；农民的根本问题是权利落实滞后，社会保障不力。如何建立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和农村繁荣的内生机制？怎样形成“三农”持续发展的长效机制？更具体地说就是，建立新型城乡关系从何处入手？保障农民的财产权利怎么落实？“三化”同步又怎样同步？深化改革的突破口到底在哪里？这是“三农”改革发展亟须回答的重大课题。也正因为此，农村改革无可避免、不容回避地逐渐进入深水区。

　　推进城乡居民权利同等化是应有之义。努力形成城乡一体化发展格局、构建新型城乡关系，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不能“甩”的重要一站。同顶中国天，同踏中国地，同为中国人，城乡居民之间在权利上不应该有区别。因此，破除二元结构，加快户籍制度改革，推进城乡居民权利同等化是构建新型城乡关系的重要关节点。在当前，一方面要在硬件上让“硬的更硬”。把加强农村公共服务和社会事业发展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重点抓好农村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特别是教育医疗社保等农村民生建设，坚决打破交通、能源、水务、环保各自为政的体系，实现统筹规划、统筹衔接，逐步健全覆盖城乡的基础设施网络。另一方面要在软件上让“软的更软”。把维护和发展农民的公民权利作为推进城乡居民权利同等化的重大要求，努力扩大农民政治上的参与权、经济上的自主权、文化上的共享权，大力保障农民进城务工经商的合法权益，促进农民工和谐融入城市，最终使农民与市民的权利趋于同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