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如何看待农民在全报销后的“机会主义行为”，从而避免医疗资源的浪费？一些地方政府担心，这样做会不会鼓励农民有事没事跑来看病，或者占着病床不走？其实，这是不了解农村的情况。不排除个别农民会出现这种情况，但从整体来看，由于农事繁忙，再加之很多农民从家里到卫生院的路程不近，多数农民并不会动不动就去看病，更不会占着病床不走，至少从桑植来看，没出现这种情况。原因就在于，农民也要考虑时间成本。 

　　前有神木，后有桑植。但相对于陕西神木用雄厚财力建立起来的全民免费医疗，湖南桑植的穷县“富”医改无疑更具借鉴和推广价值――从去年6月起，农民每年只要缴纳150元，就可在乡镇卫生院享受住院全报销。这个听起来似乎有些“不可思议”的事情，竟然在桑植这个国家级贫困县实现了(新华网)。 

　　在人们的观念中，要搞医改，让百姓看得起病，就需要有政府财力的支持，所以当神木在前几年搞了个全民免费医疗时，舆论起初虽很惊讶，但在了解其财政实力后，也就觉得并不突然。毕竟神木的人口只有40多万，而其年财政收入即达六、七十亿，归属于地方可支配的财政收入也高达16亿多。如此强大的财政收入，完全能够填补全民免费医疗后所产生的医院收入窟窿。 

　　然而，即使如神木，人们也产生了医改是否可复制的疑问。这从某种意义上可解释，尽管比神木更有钱的县市很多，但在神木模式曝出后，似乎并未听到他们中的哪个地方也想学。相反，在这些地方，存在许多底层百姓看不起病的现象。 

　　从这个角度看，我们就不能不为桑植的举措击掌赞叹。这个从1984年起就一直被列为国家重点扶持的贫困县，去年财政收入才2.02亿，农民年人均纯收入也只有3021元，只比全国水平的一半稍多点。可就是这样一个穷地方，竟解决了全国很多富地方都头疼不已的农民基本医疗问题，不能不说难能可贵。 

　　那么，桑植又是如何进行穷县“富”医改的，其价值何在？ 

　　从报道来看，桑植模式最核心的有两点，一是在现有的合盘子上，改变其报销和支出方式，让农民更愿意看病，更不担心看病，来提高就诊率；二是使乡镇卫生院回归公益性质，改变其以药养医格局和赢利冲动。 

　　对于前者，桑植的做法是，通过制定有关住院全报销的实施细则，参合农民只要每年缴纳150元，基本医疗费用就全报销，并对农民住院全报销情况张榜监督，做到公开透明。对于后者，桑植的做法是，药品严格实行零差价；医院收取的门诊费、检查费和手术费等，由物价部门严控；取消医院的账户，其收入交卫生局的专用账户保管，所需费用先打报告审批；至于医务人员的待遇和收入，则从政府的财政和合的资金中直接支出。到目前为止，县财政为此已支出800多万元。 

　　应该说，桑植的这些做法并非“高不可攀”，且地方财政也没花多少钱。但为什么绝大多数市县做不到？关键就在于，地方政府的认识出了偏差，没有真正认识到基层民众的看病难、看病贵问题，不但关切其幸福，而且也关切到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从而把解决民众的基本医疗困难作为大事要事来抓。而桑植县政府对此有清醒的认识，正如其县委书记在接受采访时所说，“当时我们做出这个决定，就已经想到了它的可持续性问题，我们将这项政策写进了党代会的报告，至少这五年时间我们是认真的。” 

　　桑植的穷县“富”医改，需要引起我们关注的另一点是，要让百姓得福利，根本的是要让医务人员受鼓舞。作为医疗技术的提供者，如果不能保证基层医务人员有一个稳定的收入来源，甚至让他们为自己的生计操心，那任何改革都是不可能结出好果的。但在桑植，人们看到，乡镇卫生院医改之前是差额事业单位，医改后，变成全额事业单位，职工工资由上面拨，医院不需要靠过度开药、过度服务搞创收，这样，对医务人员的考核也就变成他如何用最低的成本维护民众的健康。这一点，在药品加价提成取消后，已变得十分重要。 

　　还有一点需要注意――如何看待农民在全报销后的“机会主义行为”，从而避免医疗资源的浪费？一些地方政府担心，这样做会不会鼓励农民有事没事跑来看病，或者占着病床不走？其实，这是不了解农村的情况。不排除个别农民会出现这种情况，但从整体来看，由于农事繁忙，再加之很多农民从家里到卫生院的路程不近，多数农民并不会动不动就去看病，更不会占着病床不走，至少从桑植来看，没出现这种情况。原因就在于，农民也要考虑时间成本。 

　　所以，从桑植的这个案例中，我们有必要追问，既然桑植都能够建立真正维护医疗公益性的新制度，为什么其他地方做不到？是不能，还是不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