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着手写作关于东方“小农经济”文明形态的《四千年农夫》，此书于1911年在美国出版。直至今日，美国“有机农业”运动实践者仍在富兰克林·H·金百年前考察中国农业的作品《四千年农夫》中寻找启示。
1909年，时任美国农业部土壤所所长、威斯康星州立大学土壤学教授富兰克林·H·金(F.H.King)携妻从西雅图出发，经日本到上海，开始了在日本、中国、朝鲜三国的乡村考察。当时，美国“大机械化”、“高化学”农业的危害性已在美国显现，在殖民者开发不到百年的时间里，美国土壤流失严重，农耕体系的可持续性受到严重挑战，而东亚三国持续四千年的农业形态，不但没有使地力衰竭，反而在保持高生产率的前提下，地力不断增长，维持着农业体系的可持续性。
金以科学家的素养，对涵盖整个农业文明形态的生产、生活方式进行考察，行程由南至北，并对同一纬度的中国、日本和美国乡村生产形态进行对比性调查，观察视野延伸至中国城市，涉及农产品的流通、城乡互动等命题。同时，他着手写作关于东方“小农经济”文明形态的《四千年农夫》，此书于1911年在美国出版。
人们称金为“农业旅行家”，因为其写作不仅系统整理农耕经验，同时研究和记录了农业生产者真实的生活景况。金在书中写道：“在中国农村我度过了最宁静的夏天。”
如何使“大机械化”、“高化学化”的现代农业走出困境，是金考察和写作的背景，这本旨在向东方传统农业寻求观念与技术灵感的书籍，在上世纪50 年代成为欧美“有机农业”先行者宣言式的作品，直到今天，美国“有机农业”运动实践者仍在《四千年农夫》中寻找启示。他们中的一些人甚至认为，中国仍有大量农业生产者像他们一样从事着“小农经济”式的农业生产——认为“自己并不孤独”。
《四千年农夫》出版百年之后，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研究生程存旺、石嫣将其翻译成中文，日前，由东方出版社出版。
目前程存旺也担任中国人民大学武进试验区可持续发展负责人、常州大水牛市民农园负责人，石嫣为北京小毛驴市民农园名誉园长。两人都致力于可持续发展的生态农业实践。
对话石嫣
第一财经日报：相对于今天的现实，这本书的价值是什么？
石嫣：它更多给我们一种对“小农经济”文明形态的反思。通过对中国、日本、朝鲜的考察，金教授虽然分析出中国的小农经济形态是可持续的农业形态，但他同时看到，这种根植于中国农村文明形态的耕作方式是根本无法在美国复制的，比如，中国农村以村落为主体的“村社理性”、以村庄为形态的生活方式决定了中国式“小农经济”的种植方式。中国人口密度如此之高、土地和环境资源的压力如此之大，基于这样的现实，才产生了一个以“家庭理性”为核心的耕作形态，生活形态和资源禀赋的差异决定了美国完全不具有模仿中国的可能性，所以，金教授最后仍然觉得美国的农业困境似乎是他无法找到出路的。
这本书更多是让我们重新思考文明多元性和生态多样性，我们是否应该认为一个文明形态就应该代替所有文明形态？中国“小农经济”的存在形态，与自然条件和社会结构是协调的，本身有它的合理性。在金看来，它是难以替代的，我们不能因为对美国“大机械农业”、“高化学农业”的想象，而认为美国的农业才是现代的，就像金虽然认识到中国小农经济的可持续性，但也不认为可以用来改造美国农业。
如果你尊重一种文明形态，就应当尊重它的智慧和生活方式。事实上，在今天“高化学农业”的“驯化”之下，中国农民的生产智慧已经钝化了。有一个农场主说农民“弱智化”了，这不是骂人，而是指他们遇到一个问题就只会用一个相应对的方式来解决，比如，遇到一个除草的问题，直接的反应就是使用什么农药，这是一个简单地解决问题的思路，久而久之他应对生产环境复杂性的智慧会退化。
日报：中国农村的存在形态剧烈改变之后，如何让它保持可持续性？
石嫣：温铁军老师有一个观点，认为中国的农村就像一个“蓄水池”。他喜欢举2003年“非典”时期的一个例子，当时他父母都在北京，他们都去抢购食物。你会发现遇到重大危机的时候城市往往是最脆弱的。当时我们也有一些人在河北的一个小村子调查，他们提到应对“非典”，对于那个小村子而言，只要把村子的路口一封，里面又是一个可以封闭、自足的区域。今天，如果经济不景气，一些农民工会选择回到农村，很少像拉美地区，发生贫民窟的大规模动乱，因为拉美的城市化程度虽然比我们高，但是以贫民窟的存在为代价的。而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是，遇到时局动荡、经济不景气，过剩劳动力会回流到农村，等时局平稳、经济上升，农村过剩的劳动力又流入城市，始终有一个进退的空间，这才是中国城乡结构的优势。
所以，假如我们预定城市化是一个不可逆转的目标，我们反而应该去考虑我们到底需要一个什么样的乡村？“城乡二元结构”本身不是贬义词，我们说改变城乡割据的现实，并不意味着未来我们的目标就是要把乡村变成城市，“城乡二元结构”可能是未来很长时间难以改变的形态，我们需要做的是考虑城市和乡村各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形态，乡村应该保持乡村文明的特色，但要让各种公共服务进入乡村。
日报：你有一个观点认为应对粮食安全、食品安全和生态安全问题，最基本是要有愿意从事农业生产的人、有愿意当农民的人。
石嫣：是的，可持续问题最重要的是有愿意做农民、热爱土地的人，尤其是要保障粮食安全和食品安全更需要他们。很多人会反驳说，你这样认为是因为你没有生活在农村，理解不了农民想要走出乡村的愿望。但现在的问题是，社会大环境迫使他们必须进入城市，这不是在一个完全平等的背景下选择。如果我们能够给农村以完善的公共服务体系，和城市人群一样享受平等的教育和医疗机会，他们为什么要出来打工，城乡公共服务资源的不平等是问题的核心。
对话程存旺
日报：这本写于100年前的书，与中国今天的现实有哪些关联性？
程存旺：中国今天的现实，某种程度上是美国百年前的现实，中国在农业上最早师从苏联，后来又师从欧美，学老欧洲的很少，主要是盯着美国学，搞“大机械农业”和“高化学农业”，短短三四十年激进的农业化学化的过程，我们把传统农业的精髓放弃了。
日报：我们无法剥离现实语境单纯怀旧，在你看来，这本书中谈到的哪些价值在今天仍要不断重申和承续？
程存旺：首先是物质循环原则，和由物质循环原则决定的城市规模问题。
“小农经济”的耕作方式，最重要的原则是遵循了“物质可循环原则”，今天的城市面临垃圾围城问题，是因为城市有机垃圾通过农田进行无害化处理的环节断了。这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越是大城市这个问题越严重，有个数据表明，北京每天产生的垃圾中，40%~50%是可以回田的，但北京周边已经没有那么多农田了，只能建垃圾站焚烧，焚烧垃圾产生的致命问题是产生“二？f英”这样剧毒的空气污染物。
如果要实现城市有机垃圾回田，就要保证城市周边有一定数量的农田，城市和农田的距离不能太远，这就涉及城市规模问题，如果一味地发展超大城市、城市圈，就会出现断裂。欧洲很少有超大规模的城市，城市和农业的互动非常频繁，所以，在欧洲“CSA”(社区支持农业)发展势头非常好，中国的一些小县城离农村的距离很近，更有条件做“CSA”。
日报：这种平衡应该具备哪些因素？包括能够平衡农业生产者、消费者的利益，能够实现平衡生态的目的？
程存旺：回到“平衡”是关键，我们谈论传统农业不是要一味地复古，而是寻求平衡。
目前谈论“生态农业”时，我们普遍存在一个误解，一般人听到这个词的第一反应是“生态农业”意味着回到原始，回到原始就意味着面临饥饿，出现粮食安全问题，但是，无论《四千年农夫》记载的当时的粮食产量，还是现在我们通过实践证明的粮食产量，都说明“生态农业”的粮食产量不低，与“化学农业”的产量相当，《四千年农夫》中谈到山东的一口人家它只有不到十英亩地，但是养活了十二口人，当时一英亩地只相当于现在一亩地的四分之三。
事实上，我们说的平衡也包括可以找到一些现代的适用性技术，比如，现在微生物技术很发达，完全可以采用微生物技术加快有机肥的分解等等，相反，另一些技术比如“大规模化”、“高化学化”这些技术一定必要吗？有没有可以替代的呢？有是有的，但要看政策的导向和利益集团能够作出多少让度，能否出于长治久安的理想和公共利益而放弃一些他们的利益。
此外，还要看社会的觉醒程度，从国际经验看，“有机农业运动”绝不是单纯的产业运动而是一个社会运动。如果把“有机农业”视为单纯的商业运动，路会越走越窄，有机产品最后就成为“奢侈品”了。
日报：政府对中小型农业的政策扶持力度如何？
程存旺：现在政府还是愿意支持大规模农业，大农场、大资本农业国家愿意用政策来扶持，对“小农”或“合作社”的扶持力度还很小，但恰恰是小规模农业更可持续，也更符合中国高人口密度的现实。
我最近在江苏跟一个养猪场的老板聊天，他说，他们现在的管理已经集约化到一个人可以养一万头猪，如果放到小农生产者来看，得两千户家庭才能养起一万头猪，一万头猪相当于一千万收益，如果分到小农生产者养，这两千户就可以分享一千万收益，就等于创造至少两千个就业机会。这就涉及是要把这一千万集中在一个人手里，还是分给大家，这是中国一直在讨论的问题，不光农业领域，其他领域也是这样。
除了收益分配的公正性，中小农业对生态和食品安全方面也有正效应。中小农户养殖产生的废弃物容易通过农田转化，而大规模养殖场在处理废弃物上存在一系列问题，同时，大规模养殖无法解决饲料多样化问题，而“万头猪产”、“万头牛产”怎么养？找不到那么多草给牛吃，只能让它吃粮食，牛的胃无法消化粮食，长期吃粮食，会胃酸过多，滋生的细菌过多会导致胃穿孔，于是只能添加抗生素。
为什么中国的牛肉曾经在世界上有非常强的竞争力？根本原因在于小农养殖成本极低，比如，常常就是小孩放学后，赶着牛去吃草，边看书边放牛，这就完成了牛的进食过程，几乎没有任何成本。而规模养殖成本极高，而且产生无尽的环境和食品安全的负效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