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市市长万庆良在市委会议上，建议用“新广州人”取代原有“农民工”、“打工仔”、“外来人员”等称呼，促使“新广州人”更好地融入广州、扎根广州，并表示将“新广州人”纳入广州市的公共服务体系，让其逐步享有越来越多的市民待遇和公共服务。（7月21日《中国新闻网》）

　　近几年，提出为农民工群体“改名”的舆论呼声不绝于耳，而有些地方早已付诸实践。比如从2007年4月16日起，东莞上千万外来工有了一个响亮的新称谓――新莞人。毫无疑问，“新莞人”也好、“新广州人”也罢，都体现和浓缩了一座城市对外来建设者的包容以及人文关怀，这是社会的进步。

　　随着城市的扩容和社会的发展，“农民工”这一带有时代特征的概念会渐渐消失，这是长远趋势。正如之前深圳市委书记王荣所言，“这批农民工的下一代再来到深圳，穿的是T恤、牛仔裤，留的是很时尚的发型，他们不能再被称为‘农民工’”。

　　但必须要厘清的是：农民工这个“概念”的弱势，来自于他们在现实中的弱势。按照积累的社会效应，城市中农民工及其后代处在社会结构的最底端，相对于其他群体，参与社会化竞争和向上流动的机会要少、能力要小。即便抛下了“农民工”的身份标签，也不能改变他们在城市中仍然是机会狭窄的底层人群的事实。

　　必须要承认，农民工的社会地位和权利保障较以往已经有了比较大的变化。城市管理者和城市居民正在努力从户籍制度、观念和社会福利等方方面面给予农民工及其后代一个更加公平的“市民待遇”。可外来人口的冲击对于城市容量和保障水平的考验，也不容小觑，就目前而言，农民工及其后代这个庞大的外来群体与市民平等共享城市繁荣成果的美好愿景暂时尚无法实现。

　　故而，时下我们需要做的，是通过社会财富的二次公平分配和各项制度的跟进，逐渐缩小贫富差距，逐渐扩大弱势者向上流动的机会和途径。农民工群体只有拥有公平的机会和权利保障，才能成为城市真正的主人并融入城市发展的血脉。到了那时，“农民工”也好“新广州人”也罢，叫做“神马”其实都无所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