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各地不同程度出现蔬菜滞销现象。对于菜农来说，如何抵御市场风险仍是关键。令各级政府头痛的“高菜价”，忽然之间就变成了“卖菜难”；对各级政府来说，仿佛一夜之间工作的重点就从“菜贵伤民”，转向了防范“菜贱伤农”。笔者认为，建立财政支持的农业保险风险基金可以帮助政府完善社会管理职能，解决目前的农产品价格波动难题，应对未来的农业灾害。

今年是我国“十二五”规划的开局之年，“十二五”规划纲要提出，要在工业化、城镇化深入发展中同步推进农业现代化，完善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长效机制，加大强农惠农力度，提高农业现代化水平和农民生活水平，建设农民幸福生活的美好家园。

农业担负着解决13亿人口粮食问题的重任，是我国的头等大事。为缩小城乡差距，全面建设现代化社会，我国正在大力发展现代化农业。然而这几年自然灾害频发，农产品价格波动加剧，这些问题提醒我们，农业基础薄弱、农作物安全保障能力不强依旧是农业发展的瓶颈。

“十二五”期间，一方面，要保障粮食产量稳定增长；另一方面，也要加强改善农民生活水平，这些都对农业保险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保障农业健康稳定发展，农业保险需要采取扩大其覆盖面，丰富灾害损失补偿手段，提高灾害损失补偿率等措施。然而尽管有中央的政策支持，这些措施对商业保险公司的利润仍然带来了很大冲击。农业保险赔付率过高使得保险公司没有扩大业务的动力，农业保险因此陷入了尴尬的境地。借鉴出口信用保险的经营方式，将农业保险财政化不失为一个两全的办法。

从1994年保险业取消了“收益共享，风险共担”的财政兜底政策后，农业保险的高风险、高赔付率导致其险种、机构、保费收入等不断萎缩，承保面大幅减少，加上没有完善的再保险市场，农业保险发展陷入低谷。

2003年开始，国家提出政策性农业保险试点项目，截至2008年，试点扩展到16个省份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目前我国政策性农险在实际执行中，采取“政府补贴+保险公司商业经营+农户自愿保险”的制度安排，不过仍然以保险公司商业经营为主。农业生产的高风险性、空间分散性、时间季节性等造成农业风险经营的高成本性，决定了保险公司需要以高费率来保持正常经营，例如，一切险的费率在2%-15%之间，比家财险、企财险的1％。高出几十倍到上百倍。我国农民收入普遍不高，即使政府补贴一部分，买保险仍然是很大的负担。

另外，长期以来在发生自然灾害时，都由中央财政直接拨款救灾，养成了农民遇灾坐等救济的依赖心理，导致保险意识淡薄，积极性差。这样一来由大数法则可知，保险公司无法分散风险，在没有很好的农业保险再保险体系的情况下，造成地方财政“保费补得起，遇灾赔不起”的局面，最终还是需要中央财政拨款救灾，没有充分发挥保险的作用。保险公司也因微薄的利润甚至亏损导致积极性不高，以致把农业保险当作地方政府的强制任务，违背了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初衷。

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是唯一一家由国家财政预算安排建立出口信用保险风险基金，通过政策性出口信用保险手段支持货物、技术等，特别是高科技出口的政策性保险公司。中国信保承保国家风险和买方风险，包括战争、政府征收、国有化等商业保险不保的、却在现实中阻碍出口安全的风险。例如在金融危机中，许多出口企业都担心收不回海外交易的货款。2009年北京出口订单下降16.6%，北京政府与中国信保签订协议降低出口海外的风险，一旦出险最高可获90%的赔偿，另外还有银行融资等优惠。

农业保险可以效仿中国信保，由国家财政建立农业保险风险基金，这样可以降低农业保险的经营成本，扩大经营的规模，打破保险公司的地区限制，将风险分散到全国，做到“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另外，可将每年中央财政用于救灾的拨款划归到风险基金中，也可以使救灾变得“名正言顺”。因为降低了经营成本，更好地分散了风险，向农民收取的保险费也可能会低于现阶段农民的实际支出，这样既提高了农民规避风险的意识，也为农民减轻了保费负担。

农业保险风险基金的建立初期，会给财政预算带来一定压力，具体实施会有一些细节问题。毕竟农业从业人口众多，相比于进出口业务复杂得多，需要各方面的共同努力，通过不断调研与实践，才能解决农业保险风险基金建立过程中面临的各项问题。建立财政支持的农业保险风险基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