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市化进程迅猛推进，城市建设用地日益紧张，2.48亿亩的农村居民用地被视为“解渴”的新“水源”。2004年10月，国务院发布的《关于深化改革土地管理的决定》，原本期望用“增减挂钩”倒逼出城乡统筹下的“集约用地”，但不少地方政府在“经营城市”过程中的用地冲动，俨然将之异化为低成本扩张城市用地的突破口。

　　多方信息表明，一些地方擅自扩大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试点的范围，违背农民意愿强拆强建、大肆圈占农村集体土地，换取城镇建设用地的指标；一些地方违反禁止跨县域调剂使用周转指标的规定，将通过减少农村建设用地获取的指标“挂钩”在中心城市，最大限度获取土地级差收益；一些区位条件较好、增值潜力较大的村庄的宅基地被“城市化”，让原本只是试点的“挂钩”迅速蔓延

　　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这些以损害农民利益为代价的行政行为，不但给予腾退土地农民的补偿标准偏低，而且未按政策所要求的将挂钩所产生的收益主要用于农业和农村发展。这意味着，正在进城的农民不但提供自己廉价的劳动力，而且其最后的财产——宅基地也正沦为廉价的城市发展用地。

　　当然，不能否认，许多地方政府在统筹城乡土地发展方面，作出了巨大的努力和积极的探索，甚至顶着各种非议持续不断地尝试和改革。但又不能不承认，农村土地管理制度的改革，充满了利益陷阱和利益诱惑，改革者操作稍有失误和立场摇摆，就可能损伤农民这个庞大的弱势群体。近日调研中，本刊记者发现，甚至山东诸城这个国家级改革试点城市，其中的探索得失也值得思考总结。

　　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正如采访中三农问题专家刘奇所言，“在对待农民和土地的关系问题上，我们应当坚持一个原则，那就是怎么样对农民有利我们就应当怎么办。中国农民已经无数次地对中国政治经济社会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牺牲和贡献，今后，借用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陈锡文主任的一句话，我们不能再对不起农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