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这个早已融入中国的外资企业,总是低调而小心翼翼地避免碰触国人敏感的神经,但在其老练而缜密的商业逻辑下,益海嘉里建立起的庞大的商业帝国,却又无时无刻不将中国人的生活包围……
金秋十月,江西南昌市恒湖农场,呈现出这样一幅宁静而丰硕的状态,金黄的稻谷一眼望不到边,微风吹拂,稻香扑面,偶尔穿梭的车辆,岸边稀少的行人。
农场主管熊文峰悠闲地坐在屋里,他看着电视,有些漫不经心。面前几个茶杯里的水还有些热气,从早上到中午,熊文峰还没有缓过神来,一群不速之客登门造访,要求和他提前签订收购协议。
来人是益海嘉里抚州粮油公司的一位副总,对方开出的条件让熊文峰怦然心动,今年的稻谷他们全要了,在同等价位下,收割完后,不用农户晒米,打下来的含水量较高的稻谷直接交给他们就行了。不用农户晒稻米,实际上是省去了人力工资,现在人力费很贵,晒稻谷还浪费时间。熊文峰有些心动。
方圆几十里外的农场主们,几乎都收到了益海嘉里发出的邀请。2009年底,益海嘉里建成的江西大米加工基地火速投产,这个年产量20万吨的加工基地,需要收购近35万吨的稻谷,几乎可以覆盖南昌周边的所有区县。
这场收购战很早便提前打响。8月1日,益海嘉里(抚州)粮油公司率先挂牌,每百斤98元,这一价格高于国家93元的最低收购价,也高出去年同期江西早稻收购价,还高于目前早稻平均收购价。有竞争对手算了一笔账,刨除早稻中13.5%水分、1.5%杂质的国家等级标准,其98元/百斤的收购价实际上达到 105元/百斤。方圆几百公里内的企业,几乎无人敢如此“血拼”。
有人预测,在整个江西,因为超高收购的影响,超过2000家的大米加工企业,可能濒临倒闭或停产。而在河北、辽宁、吉林等粮食产区,益海嘉里也以“开秤早、出价高”著称,迅速抢占了当地的稻谷市场。
当天晚上,还有些兴奋的熊文峰躺在床上看电视。电视里正播着一条唯美的广告,“美满、亲情,金龙鱼的大家庭”,想到白天的际遇,熊文峰觉得金龙鱼很是亲近。
和熊文峰一样觉得亲切的并不在少数,他们在不知不觉中被悄然影响、改变。进入中国20年来,这个来自马来西亚的企业无疑创造了一个令人惊叹的奇迹。一方面,金龙鱼品牌在中国人尽皆知,以市场占有率40%的绝对份额一骑绝尘;另一方面,在其温暖亲情的品牌诉求下,这个老练的企业总是伺机而动、出手迅猛,并由此打造了一张密不透风的粮油产业大网,产业链上纵横交错,食用油、大米、小麦无不涉足,一举一动都足以“惊动”老百姓的生活。
毫无疑问,这个不动声色的企业背后,隐藏着一个粮油帝国宏大的商业野心!
借道而入
1991年,一位40岁的新加坡人李福官,行色匆匆地走在深圳的大街上。他西装革履、目光敏锐,眼神里透着些按捺不住的激动。
李福官并不是真正的老板,他只是一个代言人。在他身后的,是马来西亚粮油大亨郭鹤年。一直以来,这位祖籍福建的老华侨,在东南亚地区可能是除了政治领袖外,最为国际社会认识的企业家。在马来西亚的富豪榜排名上,郭鹤年年年位居榜首。
这位华人世界的巨富一直觊觎中国内地粮油市场,不过苦于尴尬的外资身份,一时难以找到“回家契机”。
不过郭氏很快找到了一条曲线入市的方式。彼时,作为央企的中粮集团希望借道外资,进军油脂市场,并在全球范围内广为寻找合作伙伴。有着油脂经验、同为全球华人背景的嘉里粮油,无疑是最佳的人选。
一桩合作协议很快达成。1987年,郭氏旗下嘉里集团与中粮旗下鹏利公司,以51对49股权比例成立了南海投资。而后,中粮与南海投资以18.75对 81.25股权比例成立耀合公司, 鹏利又与中国南山股份公司以80对20股权比例成立南海油脂。最后,鹏利又将其南海油脂股份转到耀合。
这极其复杂的股权安排,表面上看,实现了郭氏回家与中粮升级的完美契合,实际上,一开始就暗含郭氏为日后抢班夺权所做的精深博弈。
博弈路径是这样的:金龙鱼由南海油脂出品,南海油脂由耀合掌控,耀合由南海投资掌控,嘉里正是南海投资大股东。虽然“中粮系”在南海油脂占股居多,但金龙鱼实际控制权却在郭氏手中。
1991年,南海油脂开始推出“金龙鱼”品牌的小包装食用油。在市场操作中,当时尚属高档品的金龙鱼发现,中国企事业单位逢年过节,有发“福利”用品的习惯,而后他们利用这一习惯,以“福利油”的方式,在各大单位促销,这一方法一举敲开了市场的缺口。
1993~1994年,在原料价格上涨刺激下,“二级油”普遍涨价,金龙鱼却按兵不动分文未涨,这一做法使其市场份额趁机跃至20%强,完成了市场普及。
之后几年,金龙鱼越战越勇,开始推出以美满家庭为品牌诉求的广告,并在各大电视台轮番轰炸,市场份额也扶摇直上。
不过中粮最终发现,他们陷入到一个巨大的合作“漩涡”中。不仅“金龙鱼”商标放在了新加坡郭氏集团名下。在南海油脂后,嘉里大举进攻中国市场,先后九度追加投资,在深圳、青岛、西安、成都等地建起了8个炼油厂。但除了深圳南海油脂外,嘉里都没有与中粮合作。
1992年,中粮不得不另立山头自创品牌,并于1995年推出“福临门”小包装食用油,意欲分庭抗礼。2001年11月30日,中粮国际正式与郭氏集团签订了南海油脂的股份出售协议,理由也颇有些哀怨,“因本公司所投资无法控制南海公司之管理,故董事认为应集中及强化资源,以管理及开发本集团享有独家使用权之‘福临门’品牌食用油生产及分销业务”。
中粮此单合作可谓相当失败,此时的南海投资,已然进入良性盈利通道,中粮糊里糊涂地培育了自己最大的竞争对手,还充当了对方进入中国市场的“引路人”。
缔造合围链条
郭鹤年无疑是老到的,如果仅将嘉里粮油和金龙鱼看作其中国“野心”的全部,可谓大错而特错。
在益海粮油进入中国市场的同时。1991年,郭鹤年的侄子郭孔丰联合印尼油棕王吴笙福、国际四大粮商之一的美国ADM公司及中粮联合创办了丰益控股,开始打造郭氏家族控制下的另一粮油业务平台。
丰益控股刚成立之际,主要从事棕榈油贸易业务。通过在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中国等地通过一系列收购、新建等扩张,布局广泛涉及棕榈油种植、生产、贸易、物流等领域。
在这个过程中,丰益控股意识到,对上游种植园,尤其是对东南亚独有的、而在粮油领域占有重要地位的棕榈油种植园的控制,无疑会成为进入中国市场的一个重要砝码。因此一开始,它们便加强了对上游种植园的控制。
丰益控股成立当年,便收购了印尼7100亩土地,建立油棕种植园。2006年,丰益控股旗下丰益国际联手ADM花费580万美元一举并购5家印度尼西亚种植公司,其种植土地储备因此增加了8.5万公顷。之后又通过一系列并购,丰益控股种植园迅速增加,截至2008年底,丰益控股已将油棕的种植面积提高到 22.33万公顷,其中在印度尼西亚拥有16.08万公顷,在马来西亚拥有6.25万公顷。此外,还在印尼管理3.39万公顷土地。
在增加油棕种植园面积的同时,郭氏家族也加大了棕榈油产能的扩张。1995年,丰益控股建立第一家棕榈油压榨工厂,之后便在棕油研磨、压榨、精炼等生产环节不断扩张。
待上游整合完毕,丰益控股而后将棕榈油业务扩展的重心放到了中国和印度市场。2000年,丰益控股与ADM合资组建了益海集团,此后,丰益控股在华的布局主要依托益海来完成。
这样布局带来的好处显而易见。棕榈油虽是小众油品,但却是小包装食用油里的重要原料。中国是棕榈油的完全进口国,作为中国粮油领域领军企业的中粮,即便要打造自己的“福临门”食用油,也不得不进口此种原料,这就不可避免地与丰益控股打上交道。
利用在棕榈油原料上的独特优势,益海集团进入中国市场更是畅行无阻,还成为中粮集团等绕不开的一个伙伴。其间,益海集团得以全面参股“中粮系”旗下油脂企业,包括鲁花、口福等品牌,中粮卧薪尝胆自创的“福临门”品牌,益海集团在其中也占有不少的股份。
这样的“设计”不可谓不高明,堪称完美,无形中也铸就了嘉里粮油和益海集团两翼齐飞的格局,一张密不透风的产业网由此织成。
这张网充满攻击性。在金龙鱼大获成功后,或许是受到宝洁多品牌战略的启发,嘉里粮油陆续推出了16个品牌,胡姬花、鲤鱼、元宝、香满园、花旗、手标、巧厨等不胜枚举。众多品牌排山倒海,嘉里粮油的解释是,与其等竞争对手争夺市场,不如自己先设置竞争对手,在不同层面、不同品种,从高到低,设立不同定位的品牌遏制竞争对手的发展。明眼人一看就穿,这个对手,除了中粮的福临门外,其他的都不成气候。
益海与嘉里粮油在中国内地的业务拓展布局又成互补之势。在产品的定位上,益海以口福品牌以及为家乐福等大型卖场贴牌等低端产品为主,以价格策略占领小包装食用油低端市场;嘉里粮油则以金龙鱼引导中高端产品线,以鲤鱼及部分区域品牌占领低端市场,而胡姬花则在部分地区以花生油稳坐高端市场;在生产企业地理布局方面,益海11个生产基地位于安徽芜湖、河南周口、河北秦皇岛、四川广汉等二三线城市,而嘉里粮油的8大生产基地主要位于天津、上海、深圳等航运方便、消费水平高的国内一二线城市,二者交叉覆盖不同市场;在产业链上,益海侧重于产业链中游,嘉里粮油则聚焦产业链的下游。
郭氏集团将话语权牢牢地掌控在了自己手里。
游走规则之间
嘉里粮油无形中铸就了这样一个格局,以小包装食用油布局中国市场,改变了中国老百姓以菜籽油为主的传统习惯,转而消费以大豆和棕榈油等进口农产品为主要原料的小包装食用油。
郭鹤年性格里无疑也有很温和的一面,他尊崇儒家思想,善结朋友缘,甚至在商业上,他从不喜欢独资经营。纵观旗下所有的企业,他占有的股权平均介于20%~50%之间,很少超过半数。
但这种温和之态往往蕴含着巨大的能量,不露声色,而又出手果断。上世纪70年代,郭鹤年饶有兴致地听朋友说起香格里拉的故事后,断然决定进军酒店业,由此打造出“香格里拉”这一高端酒店品牌。而在中国,这种绵里藏针的风格得以延续,并成为益海集团迅猛扩张的一个重要利器。
2003年,美国遭遇冻灾。为此,美国农业部连续数月调低美国大豆产量预测,同时调高中国大豆进口量预测。这一消息对期货市场造成了巨大影响,芝加哥大豆价格从 2003年7月的每蒲式耳532美分,一直涨到2004年4月份的1064美分,达到了近20年来的最高点。在市场饥渴效应的心理作用下,缺乏国际市场经验的中国企业纷纷签订了大量进口合同。
大豆过去本是中国在国际市场上最具竞争力的农产品,产量一度世界第一。不过2001年加入WTO 之后,中国政府放开了大豆市场,这给美国等大豆供应商们提供了机会。美国的大豆质量好,出油率高,而受政府补贴等拉动,在2003年之前美国大豆价格还特别低,到岸价都比国内便宜。因此,国内的大豆加工企业纷纷改为订购国外大豆作为加工原料。
不过几个月后,国际大豆市场却价格暴跌。高价采购的中国大豆加工企业,由此遭受重创,船还没到岸,价格已跌去一半,每生产一吨豆油亏损500~600元,全行业出现亏损的局面。这一轮“大豆危机”造成的直接后果是,国内压榨企业70%停产,大量企业倒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