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当延续两千六百多年的农业税宣布在中国大地上完全取消的时候，举国上下一片欢呼。在一片乐观中，也许我们忽略了一些长期来从中渔利的乡镇干部们那沮丧的眼神，也许我们忘记了他们可能处心积虑地寻找新的掠夺方式。

五年后，当规模空前的“拆村运动”咄咄逼人，这个国家的四面八方一片“拆”声，大片大片的土地从农民手里被剥夺的时候，可能我们才知道，五年前我们过于盲目地乐观了。我们过低地估计了某些乡镇干部的应变能力和贪婪程度。而农产品一日三涨的现状，更让我们不得不承认某些利益集团对社会能够造成的破坏，也许远在我们想象之上。

假设一亩地在农民手里可以产生一百万元人民币的效益，在开发商手里只能产生十万元的效益，县级与乡镇领导会把土地强征给开发商吗？也许你觉得哪有这么傻的乡镇领导？如果你真的这么想就太天真了。免收农业税后，农民手里的一百万效益，跟乡镇领导个人几乎一毛钱的关系也没有，但是从农户手里抢夺过来卖给开发商，哪怕只有几万的效益，他们也就有了染指的机会了，如果几百亩几千亩地卖，那“规模效益”也就出来了，同时还可以给其他的敛财方式或项目资金提供由头。

这种丧心病狂的掠夺往往滥竽充数地打扮成为了发展而展开的“畅想”，一旦它被个别贪婪的基层领导付诸实施，必然像可怕的传染病一样在全国上万个乡镇蔓延。假设这种行为不能得到有效的制止和惩罚，用不了多久就会成为一种普遍现象，而洁身自好不愿做这种丧尽天良之事的基层领导，倒会成为官场中被淘汰的另类。轰轰烈烈的“拆村运动”中，谁敢拍胸保证没有上述的罪恶因子在起作用？

“拆村运动”，有论者更直接地称之为“灭村运动”，其实五年来从来没有停止过。几个月前农产品的涨价在一些大中城市初显端倪的时候，就有不少人在反思城市周边农村的消失，对这种上涨起到了直接的推动作用。央视《经济半小时》9月公布的调查数据显示，城市开发占用大量菜地致菜价居高不下，而多数城市的蔬菜自给率不足30%，北京甚至只有10%。

是的，当一片片的耕地被变成工厂、楼盘甚至是荒废的土地的时候，城市的菜价焉能不涨？从全国范围看也是如此，当千万农民被迫洗脚 “上楼”，离开了土地，农产品想不涨都难。如果这个过程真的是从发展的角度出发，有条不紊地进行，不管有没有出现问题，我们也许都没必要过于担心。但是现状是乡村干部既然没能从农业税中获利，他们履行职责保护农村土地的积极性已经大大下降，甚至个别贪婪的县镇干部可能由求财无门而急火攻心而利令智昏而穷凶极恶而丧心病狂，并把他们的行径像上面提到的传染病般向全国蔓延。那我们就不得不担心，不得不心神不宁地看待着这场来势汹汹、源头诡异的“拆村”或曰“灭村”运动了。

假如这类罪行混杂在一些真心为发展而做出的决策中，得不到辨认区分，得不到果断严厉的刑事惩罚，那么不但大量出发点良好的发展项目可能遭到污名化的池鱼之灾，更严重的是，不时见诸报端的拆迁冲突也好，我们天天感同身受的生活用品飞涨也好，这些挑战社会稳定和民众承受力的负面现象，现在仅仅是一个开始。老祖先告诉我们：天作孽尤可活，自做孽不可活；西谚则曰：上帝要让人毁灭，必先使其疯狂。一个人如此，一个社会一个民族，何尝不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