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讯“在政府靠卖地提高ＧＤＰ的同时，我国18亿亩的耕地面积红线面临挑战。”中国农业大学校长柯炳生说，“把18亿亩作为保护耕地的一条红线，最重要的也许不是数字，而是态度。持反对意见的人，是缺乏对国情、世情的了解，缺乏对基本农产品供求规律的了解。”

　　柯炳生是近日在山西晋城举行的“土地利用与转变发展方式”高峰论坛上发表上述观点的。本次论坛由中国地质大学、山西省晋城市人民政府等单位主办，旨在“为建立节约集约用地新机制，推动土地利用方式根本转变集纳智慧、探索道路”。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民建中央副主席、经济学家辜胜阻在论坛的主题演讲中说，未来，要通过土地制度的创新，充分利用土地资本化红利，帮助农民在摆脱土地束缚的同时获得初始资本积累，解决城镇化发展过程中新市民安居和创业“钱从哪里来”的问题。在城镇化推进过程中，政府要承担一部分成本，但大部分还是要农民自己承担。因此，如何解决城镇化发展过程中新市民安居和创业“钱从哪里来”的问题是当前城镇化顺利推进面临的关键问题之一。

　　辜胜阻认为，在规范征地制度、保障农民权益的同时要积极探索农村土地流转的合理途径，允许用土地使用权进行财产抵押，有利于盘活土地，大量有能力进城从事二、三产业的农民就可以获得创业资金，从而顺利实现城镇化。

　　中央政策研究室政治研究局局长、研究员谢义亚认为，从现实来看，目前土地利用方式存在一些突出问题。比如：节约用地、集约用地意识还没有被社会广泛接纳，粗放用地现象普遍存在；一些城市“摊大饼”式地平面扩张，有些公路建设过度超前；有的地方存量建设用地大量闲置，习惯于使用新增用地；有的地方农民建房用地管理不到位，土地利用与城镇发展规划衔接不好；土地利益纠纷增多，由强制拆迁引发的恶性案件时有发生。随着人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和工业化、城镇化的推进，保护耕地与经济发展的矛盾日趋尖锐，实施土地节约集约利用的任务越来越艰巨。

　　北京大学土地研究中心主任、中国土地学会副理事长蔡运龙教授认为，破解土地需求冲突之道，就是将土地利用发展方式从外延式扩展转变为内涵式集约。中国政府充分重视建立耕地保护的体制和机制，迄今的主要思路是实行耕地总量动态平衡政策，保住18亿亩耕地红线。但经济高速发展地区往往缺乏后备耕地资源，不可能做到占补相抵。

　　蔡运龙说，若一定要实现占补平衡，势必影响城市化、工业化和经济发展。有耕地后备资源的地区又往往生态脆弱，过多开垦土地会导致进一步的生态退化。若要保证城市化、工业化乃至改善生态环境的用地需求，“总量动态平衡”的政策就无异于一纸空文。集约节约利用土地是解决土地资源供需冲突的有效途径，只要将土地利用的发展方式从外延式扩展转变为内涵式挖潜，使“吃饭”、“建设”、“生态”用地需求都通过集约利用而不是粗放扩展来得到满足，那么“两难” 或“三难”就变成了“双赢”或“三赢”。

　　辜胜阻认为，如果说“人口红利”造就了中国改革开放前三十年的辉煌，那么未来经济发展就要充分利用土地资本化红利。当前，要因地制宜、因人而异，稳步推进土地使用权抵押。对于那些土地保障功能已经弱化的地区和人群来讲，稳步推进土地使用权抵押能够有效地推动城镇化发展，解决创业的融资问题。土地使用权抵押在形式上也可以灵活多样。同时，稳步推进土地使用权抵押还要完善相关的配套制度建设。要积极推进农民贷款保险制度以及科学的土地评估体系的建立，加强指导、管理、监督、协调及服务。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土地科学技术学院院长白中科教授说，如果资源型城镇土地利用与发展的方式不转变，没有及时重建生存空间，就要出现人口大迁移！

　　白中科举例说，晋城市含煤面积占国土面积的49％，无烟煤探明储量约占全省的1／2、全国的1／4。随着矿产资源开发规模加大和城镇化的发展，将对晋城市9490平方公里范围内生态环境造成更大程度的扰动。“如何利用矿山开发的经济实力，及时重建生存空间，避免人口大迁移，这是摆在当代人面前无法回避、而且必须回答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