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小华

　　经历了绿豆、大蒜等农产品(18.35,0.26,1.44%)的几番价格波动及行政干预，生姜价格疯涨引起了普通公众和市场的极大关注。继“豆你玩”、“蒜你狠”后，市场提供了今年的新词“姜你军”。但如果认为被“将”的仅仅是市场管理方或消费者，就低估了这轮小品种农产品涨价所带来的信息。

　　小品种农产品为何轮番涨价？仅仅是因为供求关系所致？仅仅是因为有游资进来爆炒？仅仅是因为有市场操纵行为？仅仅是因为缺少对小品种农产品价格波动的监控机制？仅仅是因为缺少期货市场这样的市场价格传导机制？或许这些都是原因，但依然不足以解释小品种农产品为何在2010年的今天轮番涨价。

　　换个眼光观察，小品种农产品涨价现象应当从多角度解剖，但一个不容忽视的内在动因是，高城镇化率正在改变农产品估值中枢。

　　中国的城镇化率是多高，学者的研究报告告诉人们的结论，与一般人的印象迥然有别。按照中国社会科学院相关课题组发布的结论，中国的城镇化规模已经是全球第一。

　　中国社会科学院7月29日发布的《中国城市发展报告》蓝皮书称，截至2009年，中国城镇化率为46.6%，城镇人口达6.2亿，城镇化规模居全球第一。

　　虽然，这份蓝皮书认为，目前中国的城镇化呈现出典型的不完全城镇化特征，即中国现有的城镇人口统计中包含大量的农业人口。仅此一项，就使得中国的城镇化率被高估9个百分点左右。如果再考虑到大量尚未融入城市的农民工，中国完全的人口城镇化率至少要降低10个百分点。但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城镇人口统计中所包含的农业人口，和大量尚未融入城市的农民工，已经比较多地依赖城镇市场供应体系，在相当程度上是农产品的消费者。

　　从这个意义说，46.6%的中国城镇化率，6.2亿的中国城镇人口，居全球第一的城镇化规模，虽然在传统的城市学研究中，可以归之为不完全的城镇化统计结果，但对研究市场供求关系，特别是供求关系是否走到一个临界区段，是有重要意义的。

　　近乎一半的人口在城镇，这些人口的消费需求与预期，不仅会推高土地的价值，不仅会提供工业品和服务商品的消费市场，还必然会增加对农产品的消费需求（就小品种农产品这个局部而言，供给方面也有变化，有报道说，小品种农产品的种植面积实际上有所减少）。

　　这种需求的增强，在一定时候，所刺激的就不仅是价格的波动，而一定是农产品估值中枢和估值依据发生变化。从这个角度观察，小品种农产品因其总量较小，需求弹性大，而率先在价格波动上强烈地表现出来。大品种基本农产品还没有体现，但不等于不会体现。在终端市场，家庭主妇感觉，绿豆、蒜、生姜的价格涨得太狠了，呼吁行政干预与舆论干预。而从更宏观的层面观察，当行政干预作用不明显，价格上涨在多品种上较强烈轮番体现，这种上涨又用传统的供需关系难以完全解释的时候，就应当从估值中枢是否正发生深刻变化寻找原因。

　　从研究的角度说，需要向市场管理者与研究者提出另外的问题：为什么人们总是从纯粹消费者的心理和评价方式出发，感觉低价的小品种农产品才是合理的。当消费者在呼吁小品种农产品价格太高时，市场管理者与研究者还应当从生产者的角度提出问题，过去的小品种农产品的估值体系是否合理，是否市场就应当习惯过去曾存在的价值体系。

　　19世纪的著名经济学家阿尔弗雷德·马歇尔认为：“经济学是一门研究人类一般生活事务的学问。”这里的“人类一般生活事务”，并不仅仅是消费者的生活事务。就像每一个人都有足够的理由与能力借助经济学规律与市场力量更有质量、更有效率、更多地得到满足的生活，还在从事农产品生产的人们，也有足够理由在已居全球第一的城镇化规模所形成的市场中获取更多的收益。既然，城镇化是大方向，只能以较低效率生产的农产品，就会有获得更高市场估值的冲动。毕竟，信心和预期是现代经济运行的要素之一。

　　对今天的政府而言，也许要习惯并学会如何面对一个不仅由简单供求关系决定，还会受游资参与、国际市场波动（比如俄罗斯因大火而宣布禁止粮食出口）等因素影响的市场。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政府所面对的农产品市场，不是农贸市场，而一定是多个主体参与流通环节、多个手段参与发现并形成价格的复杂农产品市场。毕竟，市场发现价格，流通赋予价值。

　　当然，农产品估值中枢发生变化，并不意味着政府放任终端市场价格大幅涨价。毕竟，政府有许多经济的和行政的手段可以用。更多地补贴农产品生产者与城镇低收入消费者都是可选项。而应对农产品估值中枢发生变化，则需要系统的研究与新的思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