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业问题的关键,还是农民太多、在人口中的比重太高。尽管各项政策力度大、资助多,大多数农民要想摆脱总体收入水平低的现状,还是有相当大的难度——中国可耕地太少,人均占有耕地数量太低,仅仅从“地里刨食”,换个温饱还可以,要想致富,要想人均收入迅速提高,要想快速缩小城乡收入差距,非得从农业之外想办法不可。 改革开放以来,农民自己想的办法有许多,最重要的一条,是进城当“农民工”——统计数据还没有特别准确的说明,但这个群体在二亿人左右是没有问题的。虽然数量庞大,但我们很难说这部分农民已经“城镇化”——每年天量的春运返乡客运大潮,说明了这个群体的“根”主要还是在农村而不是他们工作的城市,至多只是“半城镇化”。因而,需要我们从根本上想办法,需要我们从迅速推进城镇化想办法。 举例而言,现在房地产价格猛涨,许多针对性的房地产政策,都是从“城镇人”的角度来制定的——无论是政策房,还是廉租房,其服务主体显然都是“城镇人”,那么,不少于二亿人口的庞大进城就业农民群体,城市作了怎样的准备呢?从现在的情况看,不但没有准备,而且由于各个城市不断地消灭“城中村”,将农民工的住处不断从近郊撵到远郊,工作条件、交通条件、生活条件更不如前,居于城市的成本不断上升。现在,中国的房地产战略已经到了考虑这个庞大群体的时候了。 再比如,过去我们喜欢提“离土不离乡”,着力发展小城镇;但实践证明,大城市、超大城市和城市群的就业机会更多,发展潜力更大,因而对农民的吸引力也更强。当然,各种资源的超负荷运转,确实也给大城市、超大城市的发展带来严重后果,这个矛盾需要统筹解决,但不能作为限制农民工进城的借口。大城市和多城市的城市密集群(如长三角、珠三角和环渤海地区等),才是吸纳量最大的地区。 不管怎么说,困难总没有办法多。现在上上下下都意识到农业问题的重要性,农民增产增收的重要性。不过,我们一定要理解:支农惠农政策的基本点,绝不是就此把农民“拴”在农村,农业的根本出路,还在于大部分农民的“农转非”——从农业向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转移。多数农民成功转为“市民”,才是我国现代化的根本性标志,才是解决城乡巨大收入差距的根本之道。 为此,我们除了要发展农业本身外,需要发展城镇经济,特别是发展大城市、特大城市和密集城市群的经济;需要保持和扩大劳动密集型产业,这些产业在我国有着现实的就业利益,也是我国产业中具有“绝对优势”的领域;需要发展交通干线(如铁路、公路和港口)沿线的各种产业,以较方便地吸收农民就业;需要发展沿海城镇密集和产业密集地区的经济,以吸收更多的农民“离乡”。同时,在户籍、就业、就学、社会保障、住房等方面,提前谋划,为大规模的城镇化和农民的“市民化”做好准备;另一方面,也需要对农村土地(包括宅基地)流转及早做出更可行的制度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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