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7月7日，《解放周末》曾刊登独家专访《本色袁隆平》。日前，记者再访全国政协常委、中国工程院院士袁隆平。

　　三年多之后再见，79岁的袁隆平本色依旧。

　　讲起超级稻“种三产四”工程，他兴致盎然；说到粮食安全问题，他直言“这是一场输不起的战争”；探讨科学精神时，他语重心长，将“大胆创新、宽容失败”放在首位。

　　再访袁隆平，还是在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同一幢经历20余年风雨的朴素办公楼，略经修整，楼前的树已长高了些许。

　　采访当天下午3点，袁隆平刚刚参加完会议，从南宁飞抵长沙黄花机场。疲惫的他原本打算回家睡个觉，好好休息一下。得知记者前一天就从上海赶来，老科学家又一次心软了。

　　下午4点半，记者见到了袁隆平。

　　当我们再次聊起杂交水稻时，他脸上的倦意一扫而空，兴致勃勃地拉着记者到隔壁参观那幅三年多前就带记者看过的巨幅杂交水稻照片。

　　“你看看，多美呀！”那神情，丝毫未改。

　　“我有一个梦想，到我90岁时，超级稻亩产达到1000公斤！”

　　话题自然还是从水稻开始。

　　袁隆平开口就说，这三年多来没什么大的进展。

　　说没有大进展，是因为在2004年超级稻第二期提前一年实现大面积示范亩产800公斤的目标后，进入了第三期试验阶段。从亩产800公斤到目标亩产900公斤，难度已越来越大。

事实上，超级稻亩产900公斤攻关始终在进行之中。袁隆平和他的助手们把这一大步分成三步来走。他耐心地给记者计算：亩产800公斤相当于每公顷产粮12吨，亩产830公斤就是12.5吨，亩产860公斤就是13吨，到亩产900公斤就差不多是13.5吨。“我们就是踏踏实实地0.5吨、0.5吨地往上爬。”

　　今年已完成第一步目标，实现了亩产830公斤，即每公顷12.5吨已不成问题。“接下去就是第二步，我们争取要在2012年完成亩产860公斤的目标，我想这一步也应该可以达到，目前已经有些新苗头亩产都在830公斤到860公斤之间。但是到2015年亩产900公斤是不是能够顺利地攻下来，还有待试验。”长年与水稻打交道的袁隆平对研究前景充满信心，同时始终不乏科学谨慎、不骄不躁的态度。

　　其实，在袁隆平的心里，还藏着一个梦：到90岁时，也就是2020年，超级稻亩产达到1000公斤。他告诉记者，从理论上讲，在湖南地区的光温条件下，水稻的亩产潜力可以达到1500公斤，从目前的科研水平来看，亩产1000公斤不是不可能。

　　79岁的他像孩子似的一脸兴奋地描述着这个远大理想，“这是一个希望啊，是我的一个梦想。希望我的接班人，后来的年轻人，大家一起奋斗！”

　　袁隆平说，就是这两天，试验田里的稻谷就要验收了。说话间，年年接受验收考验的他，竟还露出了些许运动员等待裁判打分的紧张神情。

　　一茬一茬，整整49年从秧苗到稻穗，他一刻不曾停歇地奔跑，不断挑战杂交水稻的亩产上限。

　　有人说，袁老都快80岁了，该让他歇一歇，好好享受晚年生活了。

　　可他哪里停得下来。问他为什么，他说，“你们城里的年轻人好幸福，真是不知道挨饿的滋味啊！”

　　他把水稻丰产梦做到了90岁，其实，他是梦想着中国乃至整个世界再没有人挨饿。

　　“我跟你讲一个情况，超级稻现在在农村推广得可不得了了！”

　　不等记者继续发问，袁隆平摸了摸脑袋，兴致盎然地说道：“我跟你讲一个情况，超级稻现在在农村推广得可不得了了！”

　　原来，在超级稻第二期亩产800公斤品种推广时，袁隆平提出了“种三产四”丰产工程，“就是种3亩地，产出过去4亩地的粮食。”

　　记者与袁隆平的水稻之谈，首次从大大小小的“试验”进入了广阔的“现实”。
的确，在袁隆平的带领下，中国杂交水稻研发一直处于国际领先地位，超过800公斤的亩产无比骄人。但在现实中，中国数以亿计的农民并不像袁隆平一样高明，能种出如此高产的水稻，一些地区的平均亩产不到二期超级稻的一半。

　　科学技术必须进入大范围的实践才能真正实现其价值，并转换为生产力。从2006年超级稻二期进入推广阶段开始，袁隆平始终在思索这个问题。怎样才能说服各地农民尝试超级稻种植，大幅提高我国现有水稻的单产和总产？袁隆平想出了一个极容易为农民理解的描述，就是“种三产四”。

　　袁隆平这样给农民算账：以晚稻为例，目前湖南省晚稻的平均产量是每亩420公斤，现在超级稻百亩片、千亩片实验田已连续数年实现了亩产600公斤以上，也就是说，3亩产粮可以达到1800公斤，超出目前4亩晚稻的产量。

　　“过去我们总喜欢跟农民讲，可以多产出多少粮食，他们不大感兴趣。后来我给他们讲‘曲线致富’，就是粮食单产提高了，生产一定粮食所用的土地面积就可以减少，在节省出来的土地上种经济效益高的作物，就可以创收，结果越来越多的人有兴趣了。现在我说‘种三产四’，就是种3亩超级杂交稻产出现有杂交稻品种4亩的粮食，节省了1亩地，就等于增加了1亩耕地，这样对国家保持耕地面积有利。”超级稻种植就这样随着袁隆平的“种三产四”工程大面积铺开，这意味着杂交水稻真正从实验室走向了千家万户、田间地头，迈出了大范围实践的坚实一步。

　　然而，由试验到现实的迈步从来不是一帆风顺的。有专家指出，从某种意义上讲，“种三产四”工程的实施成功与否取决于超级稻品种与丰产高效栽培技术的“良种良法配套”成功与否。

　　由于开展“种三产四”工程的地区较为分散，土地特性和稻作物生长规律各有不同，研究所要面对的不再是情况较为单一的试验田了，这就给栽培技术的配套研究带来了很大挑战。

　　可喜的是，这一粮食丰产工程从2007年率先在水稻大省湖南实施，2008年推广到河南、安徽、四川等近10个省份。实施两年来，“种三产四”工程取得了良好的效果，项目区全面增产。2007年湖南实施的20个县中，18个县达到了每亩增产33%的目标；2008年种植面积大幅上升后，20个试点县中，19个达标。

　　有农民在丰收后拉着袁隆平的手不停地道谢：“袁老师，我要感谢你，我种了一辈子的田，从来没见过这么高的产量！”

在袁隆平的设想中，到2012年，在湖南推广“种三产四”面积要达到1500万亩，相当于2000万亩的生产水平；计划用更长的时间，在全国推广6000万亩，相当于产8000万亩的粮。

　　“这就等于为国家增加了2000万亩耕地啊！这样的话，超级稻每年可以增产100亿公斤粮食，这个‘种三产四’工程能为国家粮食总产量挑起很可观的一副担子。”农民丰产增收、国家粮仓饱满，就是袁隆平最朴素、最迫切的期待。

　　“我为什么着急？我们每个人都想一想，谁能养活中国？我们只有靠自己！”

　　在不久前闭幕的世界粮食安全峰会上，为激发全球“饱汉”的“饥饿”意识，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总干事雅克·迪乌夫主动发起了24小时绝食行动，警示人们关注饥贫。随后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也加入绝食行动。

　　根据联合国公布的数据，目前全球遭受饥饿和营养不良的人口多达10亿多，每6秒钟就有一名儿童因饥饿或相关疾病死去……迪乌夫预计，到2050年，世界人口可能达到91亿，若要满足全世界人口的温饱需求，粮食产量需要增加70%。

　　“金融危机总会过去的，可粮食安全问题时时刻刻摆在我们面前。”说到严峻的现状，袁隆平严肃起来，收起了言说超级稻时的喜悦。

　　袁隆平的秘书辛业芸告诉记者，就在几天前，袁隆平翻阅资料时看到一本杂志上有一篇题为“粮食安全是一场输不起的战争”的报道，一句话触到了他的心底，袁隆平捧着杂志就到秘书跟前，激动地指着标题感叹：“说得一点不错，粮食安全就是一场输不起的战争，我们谁都不能小看这个问题！”

　　因为深谙粮食安全问题的重要与紧迫，去年全国“两会”期间，身为全国政协常委的袁隆平大胆直言：“有人向我反映，国家粮库存在虚报现象，至少有两个地方粮库是空的。”他说，由于国家对粮库有补贴，所以虚报后可以冒领这部分补贴，另外，空的粮库还可以转作他用，用以谋利。虽然我们国家也有相关的查验制度，但下面往往有机可乘。“下面到底存了多少粮食，建议国家好好查一查！”如何查？他建议，要“微服私访”，不走官方渠道，“不定期随机抽查，才能查出真实情况。”

　　其实，早在2000年至2003年我国粮食产量连续4年下降，2003年总产量已低于全国粮食消费量时，袁隆平就开始疾呼了。

　　而近两年，粮食产量回升了，但耕地被违规占用的问题又出现了。袁隆平及时提醒，“我国正处在工业化、城镇化快速发展的用地高峰期，筑路造房都需要用地，但18亿亩的耕地红线万万突破不得！”

　　袁隆平心底无私，敢讲真话，关键时刻毫不讳言。他对记者说：“我为什么着急？我们每个人都想一想，谁能养活中国？我们只有靠自己！”

　　如何靠自己？袁隆平说了三条：第一就是严守18亿亩耕地的红线；第二是加大农业科技的投入，提高单产；第三是做好农田基本建设，水利设施、土壤性状都要过关。“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粮食高产要有三个条件：良种、良法、良田。良种是核心，良法是手段，良田是基础。”

　　在袁隆平看来，另外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国家的粮食保护价太低。“我呼吁过很多次，稻谷收购价最高才提到每斤9毛多，我认为最少要到1块钱。提高1毛钱，对城市居民来说还是承受得了的。”

　　保障粮食安全，人的因素也至关重要。面对目前一些农民种粮积极性不高的现状，袁隆平认为，最好的政策就是国家用比较高的价格来收购农民的粮食，平价向市场供应，这样既能保护农民积极性，增加收入，又不会影响粮价。“每斤提高几毛钱，国家现在给得起。”对于国家粮食安全问题，袁隆平有太多的深思熟虑。

　　在关切国内粮食安全现状的同时，袁隆平也热情协助亚洲、非洲等国推广超级稻。时不时地，人们总能看到袁隆平领着各种肤色、来自各个国家的科学家在稻田里穿梭、考察。

　　“科学精神最重要的就是两点，第一要大胆创新，第二要宽容失败。”

　　多年前，袁隆平以一株杂交水稻秧苗震惊了世界。

　　如今，中国的杂交水稻无论是试验水平还是大面积种植水平都在世界上遥遥领先。

　　农民们亲切地喊他“米菩萨”，学界尊他为“杂交水稻之父”，荣誉等身，甚至有人为他估出1000亿元的身价。对此，袁隆平只置之一笑，“用财富衡量科学家的价值太低级、太庸俗。”

　　当记者请教这位老科学家何谓科学精神时，他略加思索，给出了如同农田里的水稻一样质朴、实在的回答：“科学精神最重要的就是两点，第一要大胆创新，第二要宽容失败。”

　　“有人觉得创新很简单，其实创新太难了！首先方向要对，你大方向错了，再努力也是白费。目标在南面，你往北面划船，越划越远。”袁隆平举例说，“像有些很聪明的人搞永动机，不可能实现的嘛。盲目地去搞什么水变油，怎么会有结果？这就要实事求是，按照科学规律办事。然后才是持之以恒。”

　　最初，袁隆平能在杂交水稻研究之路上寂寞而坚定地前行，给他信念的正是科学规律，“杂种优势是生物界的普遍规律，低到微生物、细菌，高到人类都有杂种优势，水稻怎么可能例外呢？不可能的。”而最终，事实证明他的创新不仅方向正确，且价值非凡。

　　“搞科研，应该尊重权威但又不能迷信权威，应该多读书但又不能迷信书本。科研的本质是创新，如果不尊重权威、不读书，创新就失去了基础；如果迷信权威、迷信书本，创新就没有了空间。还不要害怕冷嘲热讽、标新立异。如果老是迷信这个迷信那个，害怕这个害怕那个，那永远只能跟在别人后面。只有敢想敢做敢坚持，才能做科技创新的领跑人。这是我有深刻体会的。”袁隆平将自己多年搞科研的经验娓娓道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