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晓波 文

　　1989年，我第一次行走中国。在此之前，我只读到过课本上的中国，在用5个月的时间踏遍南部中国之后，我在社会底层触摸到什么叫贫困、什么叫绝望、什么叫不可更改的生活。我第一次知道农民对于中国的意义。

　　在江西井冈山，我找到了袁文才的儿子，他的父亲在1927年把毛泽东迎到了山上，从此拉开了改变中国命运的农民革命。我们在一堵泥墙前交谈，墙上涂着六个字，“打土豪，分田地”，它是60年前的遗迹，虽已褪色，却仍然无比醒目，如附着一个不灭的灵魂。我是在很多年后才恍然，袁文才和他的农民兄弟们之所以抛头颅、洒热血地跟随毛泽东打天下，就是有了这六个字的鼓动。

　　这六个字赢得了中国农民的心。1958年，随着人民公社运动的兴起，土地又一次回到了政府的手中，在其后的20年里，农民以消极怠工来应对新的土地政策。到1978年，中国开始本轮改革开放，也是在那一年，安徽和四川的农民冒死开始包产到户，土地以承包制的方式再次回到农民手中。30年间，中国改革数次峰回路转，却始终没有爆发粮食危机，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因为农民在一开始就自行解决了产能问题。

　　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试验，可以说是中国农民第二次拯救了中国。随着土地分包到户，耕作效率大为提升，大量的农村人口从土地中溢出，可是当时的城市实行的是“围城政策”，严格控制农民进城，因为户籍制度的执行，农民在城市无法找到工作，无法享受医疗、教育等公共服务。因此，数以千万计的农民“洗脚上田”后，“离土不离乡”，就地办起了乡镇企业，它很快构成了国有工业体制外的一股重要力量，而且是如此灵活和充满生机的力量。就在拥有所有资源优势却体制僵硬的国有企业长期徘徊在放权让利的试验路径上的同时，乡土工业的崛起成为中国经济变革最重要的推动力，也是中国改革的最大魅力所在。以今视之，如果没有乡镇企业的出现，中国经济变革的格局是不堪设想的。

　　乡镇企业的崛起，可以说是中国农民第三次拯救了中国。进入80 年代中后期，中国开始城市体制的改革，大量的农民被招进工厂，他们很快成为最廉价的、最没有保障的劳动力，因此而形成的成本优势构成了“中国制造”的最大竞争力。在过去的十多年里，中国商品横扫全球，靠的正是比美欧日工厂便宜4倍到8倍的劳动力成本。在经济学上，它有一个很动听的名词叫“人口红利”，红色让人联想到鲜血，这个比喻因此十分恰当。

　　依赖于农民工人的“中国制造”，可以说是中国农民第四次拯救了中国。再说到了1998年前后，房地产成为拉动中国内需的发动机，农民再次成为“城市经营”的利益奉献者，政府以数万元的低廉价格征用无数农田，然后再以数倍、数十倍乃至数百倍的价格出让给开发商。地产的繁荣，造就了富可敌国的地方政府、造就了无数的富豪、造就了无数全世界最崭新的城市以及造就了无数的中产阶级，但是，这一切都基础在中国农民的土地贡献上，在过去10年里，他们成为唯一没有实现财产性收入增长的社会阶层。

　　因征夺农民土地而形成的地产繁荣，可以说是中国农民第五次拯救了中国。现在，轮到他们第六次拯救中国。

　　正在眼下，随着中国宏观经济的萧条以及全球金融风暴的影响，东南沿海数以十万计的工厂陷入困境，大量工人被裁员，从10月份开始，百万农民工被迫提早返回乡村，他们将为这轮经济调整付出最大的代价，他们极可能是最受伤的群体。据估算，如果经济在明年6月份前无法复苏，新增失业农民工将超过2000万人。这是一个可怕的数据，早在1961年年底，因“大跃进”运动失败，中央政府曾经发布《动员城市人口下乡》，将2600万人已经进城的农民全数精减下乡，而在1998年前后的国有企业改造中，也曾造成2250万工人的下岗，在当年这都酿成剧烈的社会动荡。

　　近期的政策动态表明，中央政府在对外贸易和地产消费无法复苏的情景下，试图以巨额固定资产投资的方式强行拉动中国经济，其成效实在让人担忧。道理非常简单，如果消费——无论是国际贸易还是国内市场——没有复苏，对交通、能源性企业的投入都将是无法保证有效产出的，它除了让少数垄断企业获得大量机会以及造成新的投资浪费之外，很难有正向的效应。

　　在我看来，当前政府最应该提出的是一个强有力的“就业保障计划”，以此为核心，实施企业减税、社会保障及失业救济等一揽子救援方案，并对各地政府进行刚性化的考核监督。这样的方案也许比拿出数万亿元救市要复杂得多，但却是根本之道。

　　在充满了无穷变数的2009年，一个似乎确定下来的事实将是：我们的农民兄弟，将一如既往地、以无比惨烈的方式第六次“拯救”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