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2017年农业种植结构调整、《种子法》及配套法规实施等，让种子产业经历了颠覆式的冲击。展望2018年种业新格局初显端倪：去产能、品类优化、新技术“窗口”、服务社会化、中小型企业被边缘化和寡头时代来临，“后临储时代”中国种业迎来新动力，提升产业维度和布局正在进行之中。
　　去产能仍在路上
　　种子产能过剩局面严峻。
　　2017年全国杂交玉米制种收获面积293万亩，同比减少28.54%，为近15年的最低水平；新产种子10.58亿公斤，同比减少27.75%。繁制新品种数量大幅增加，老品种制种面积急剧下降，2018年春夏播种子总供给量达18亿公斤以上。从需求看，玉米面积调减基本到位，玉米价格企稳回升，加上花生、大豆等价格下跌，预期2018年玉米面积将反弹，需种量在11亿公斤左右，期末库存将达7亿公斤。
　　2017年杂交稻制种收获面积167万亩，同比增加2.69%；新产种子2.8亿公斤，加上期末有效库存1亿公斤，2018年可供种3.8亿公斤左右。从需求看，水稻最低收购价下降，可能导致种植面积小幅调减；常规稻继续挤压杂交稻，直播稻面积进一步扩大。预期2018年杂交稻用种总量2.3亿公斤，加上出口3000万公斤，期末余种1.2亿公斤。
　　品类优化毛利率提升
　　2017年在主要口粮作物稻谷、小麦面积保持基本稳定的基础上，玉米非优势产区“镰刀弯”地区大幅调减玉米播种面积，实行“粮改饲”“粮改豆”，增加杂粮和豆类播种面积；进一步扩大花生、中草药材等非粮作物面积，农业种植结构更加优化。
　　国家统计局数据，2017年全国粮食播种面积16.83亿亩，同比下降0.7%。未来2~3年，商品玉米的定价权会重新回归东北种植区，且养殖、深加工行业会逐渐形成规模与产业优势。规模化种植者更看重玉米的机械化效率，深加工与饲养企业更看重玉米的能量效益值。未来衡量玉米产品优劣的标准会变成效率与效益的结合。
　　分子育种迎来“窗口”
　　《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修改，核心变化集中在：申请出具检测报告的技术检测机构由自主选择改为国务院委托指派；审批向国务院农业行政主管部门集中。本次修改规范了转基因农作物的审批流程，为未来转基因商业化推广奠定了基石。
　　转基因玉米凭借抗虫和抗除草剂优势，作为饲用作物阻碍较小，未来商业化推广是大势所趋。据农业部和全国农技中心统计，国内玉米种植面积约5亿亩，玉米种子市值约280亿元，参考美国、巴西等转基因玉米生产国80%以上的渗透率，预计国内转基因玉米种子市场空间可达200亿元以上。
　　服务社会化是大趋势
　　2018年是全国土地确权登记的最后一年。数据显示，2016年土地流转面积达4.7亿亩，超过家庭承包面积的35%。专业合作社、规模化农户是土地主要去向。
　　2017年6月，农业部发布《关于稳步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意见》：用5年左右完成农村集体产权（特别是经营性资产）制度改革。财政部发布《关于在粮食主产省开展农业大灾保险试点的通知》，在13个粮食主产省区选择200个产粮大县，面向适度规模经营农户开展农业大灾保险试点。
　　目前，全国农业生产托管面积已达2.32亿亩，服务组织达22.7万个，服务农户3600多万户，涌现出全程托管（土地托管）、代耕代种、联耕联种、农业共营制等托管模式。
　　种业将进入寡头时代
　　2015年以来，跨国农化巨头寻求抱团取暖的机会，开展了新一轮的兼并重组竞赛：陶氏与杜邦合并、中国化工收购先正达、拜耳收购孟山都、巴斯夫收购拜耳等，全球种业格局重新划分。
　　大批中小型企业退场，龙头企业的估值大幅提高，整合的步伐未曾停止。农业部种子局局长张延秋在2017年济南种子“双交会”上透露，6年时间种企数量减幅过半。部分是因为经营许可证到期，部分是因为资金链出问题，还有一部分是被兼并重组。
　　“后临储时代”的新动力
　　2018年，新型农企将展现出强大的优势，是中国农业的一大动力。“后临储时代”，种植业的影响因素叠加到一定程度，引起产业共振，使大农业商业模式呼之欲出。这就需要我们站在未来的角度重新构建种业。
　　植物新品种权成为市场中的一个热点。现实中，品种权侵权现象普遍。品种权侵权与伪劣种子不同，不是说种子质量不过关，而是指没有得到专利人授权。中国植物新品种保护一直是短板。虽然1997年就颁布了《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20年中授权品种在农业生产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品种权保护依然存在问题：保护程度低，尤其对原始创新保护不够；授权速度慢；侵权人未得到应有处罚。
　　破解侵权难题的要点是发挥现代科技的作用，特别是利用分子检测技术、推行品种DNA身份信息标识制度等。应用新技术既可加快授权速度，还可快速查出侵权行为。同时，有必要对种子生产、推广实行全过程监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