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产品价格高涨——扩大种植规模——供大于求——价格大跌，价格“过山车”，毫无疑问让越来越多参与农民神经紧张。从前几年的大蒜、生姜，到今年的玛咖、菠萝，在农产品价格暴跌中，农民很受伤。订单农业作为以销定产的重要手段，对稳定农产品价格、确保农民合理收益、抵御市场价格风险具有一定的作用。笔者调查发现，订单农业在实际运行过程中，因为部分农民契约意识差、恶意违约而变得难以推行，这反过来又伤害了商户和农民。

价格上涨，合同成了一纸空文

“有人多出一两块钱，大多数农民就不会履行承诺，转而卖给其他商贩。”一位在云南偏远山区推广中蜂养殖的工作人员说，偏远山区农民淳朴，但缺少契约精神。“如果不能从技术或者后续政策补贴上‘捏住’农民，想要通过一纸协议就让农民守约，很难！”这名工作人员表示。

笔者了解到，云南多地政府曾积极推广订单农业，引导农民在种植玛咖前就和公司签订销售协议，然而，几年前签订了协议的农民却没把玛咖卖给商户，对自己的违约行为也轻描淡写地说是“人之常情”。

在云南某玛咖产区，部分企业在和村民签订收购协议前就出现农民拒签的情况。如果与玛咖企业达成协议，村民不仅可以免费获得种苗，还可以获得相应补偿，按照协议收购价每亩地收入近万元。但仍有村民认为，收获时玛咖行情“可能更好”，不料今年收获阶段等来的却是价格暴跌。

在安宁市八街街道，食用玫瑰去年也曾遭遇价格“过山车”，最低时曾跌到两三元钱，连采收的劳动力成本都不够。曾有企业试图与农民提前订货，“我们公司在旺季时每天要收购七八吨的玫瑰花，一些小商贩会以稍高一点的价格收购，农户听说了就跟我们扯皮。”安宁润森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工作人员代晓邦颇为无奈。

不履约的农户也有自己的算盘。“卖谁都是卖，价格高一点收入就多一点。何况收花的也是熟人，不好拒绝。”村民李师(化名)说。对于合同上注明的违约条款并不在意，“他们是大企业，不差我这点花，也不会和我计较这个。”代晓邦很无奈：“每个村都会有这种人，觉得违约不是什么大事，即使将他们踢出合作社，他们也会向村干部求情，最后都是不了了之。”

一位玫瑰加工商表示，解决农产品价格暴跌伤农，订单农业行之有效，“但就目前农民履约情况而言，哪家企业签订购销合同，哪家企业吃亏。”原本双方共赢的合同，成了只限制企业的枷锁。

商户维权，赢了官司维不了权

农民不履约，企业维权行吗？绝非易事。尽管损失较高，但落到相对分散的农户家中，每家的产量及产值并不高。而企业一家家催收成本高昂；诉诸法院，官司好赢，但执行起来异常困难。“真要强制执行，农民一旦抱团抵制，闹成群体性事件，政府也只能采取息事宁人的态度。”八街街道产业办主任刘志伟说。

而等到价格大跌时，企业还得按照订单价收购。甚至出现极少数农民前几年价格高时不向企业销售，价格暴跌了却要求企业执行合同的情况。几年下来，订单农业在不少地方难以为继。

“农民的种植规模依据上一年收购价，但市场往往滞后，农民抗风险能力又相对较差。”刘志伟表示，目前农产品市场供求信息披露不及时问题突出，是农产品价格大幅波动的重要原因。

面对农产品价格剧烈波动，政府面临两难：政府无权也不敢要求农民必须多种或者少种某种作物；但政府如果完全不作为，一旦农产品滞销引起农户收入下跌又不能不关注，尤其是往往会影响小范围内的社会稳定。

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副教授刘志雄认为，当前农民契约意识相对较差，而强制农民履约成本很高，还存在较高的社会风险，目前还没有有效措施。“一旦遇到农民违约，企业往往处于弱势地位。”

补齐诚信短板，任重道远

不少基层政府开始引导企业采用保护价来稳定市场。进入7月，八街玫瑰花再次跌至3元，而与润森公司签订了保护价的农户并不愁卖。代晓邦说：“我们和农户签了合同，协调了保护价。今年我们签了200多亩，在市场价低的情况下，按照每公斤5元收购，若市场价高于保护价，就随行就市。”

为什么是5元？代晓邦说，5元的保护价能保证农户每亩玫瑰一年能有两千六七百元的净收入，比种植大米要好。如果低于5元，花农就会直接把花挖掉了。

润森公司和农户已合作多年，有一定的信任关系。大规模发展订单农业，各方意见都是做好征信。“不少农民年纪较大，既不需要去银行贷款，也很少外出务工，贷款、购票限制等方式很难形成有效制约。”刘志伟认为，至少从短期来看，农村征信体系还不容易有效运行。“建议企业在签约前对农户多些了解，逐渐和部分农户建立相对稳定的供货关系后再考虑签订单，形成‘公司+农户’的利益共同体。”刘志雄说。

（杨文明 徐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