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年伊始，一条新闻被各大门户网站纷纷置于首页最显眼的位置：2013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鼓励和支持承包土地向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流转。其中，“家庭农场”的概念是首次在中央一号文件中出现。
什么是“家庭农场”？农业部的权威解释是：家庭农场是指以家庭成员为主要劳动力，从事农业规模化、集约化、商品化生产经营，并以农业收入为家庭主要收入来源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事实上，由于刚刚起步，家庭农场的培育发展还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目前国内较为成功的家庭农场范本是在上海市松江区推广的规模在100～150亩的粮食家庭农场，以“一家一户”为特色的家庭农场能否在市场中搏击风浪、站稳脚跟？“松江模式”是否适用于更广大地区？城镇化速度的快慢是否会影响家庭农场发展的进程？家庭农场主面对农技、管理等方方面面的问题是否需要通过一定课时的培训，持证上岗？不少农业领域的专家和学者均认为，由于受地域间自然条件、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农户自身知识水平等的限制，虽然家庭农场的发展已有不少成功的案例，但要大力推广这一模式仍然任重道远。
“松江模式”能否推广？
虽然“家庭农场”的概念是首次在中央一号文件中出现，然而，早在2007年下半年开始，为应对农业劳动力大量非农化及老龄化趋势加剧，上海市松江区就开始探索推广规模100~150亩的粮食家庭农场。据悉，“松江模式”是由当地区政府推动，采取以农户委托村委会流转的方式，将农民手中的耕地流转到村集体。
今年37岁的沈万英是松江区石湖荡金胜村的一名村民，“回家种田”之前，她在一家电子企业里负责生产管理方面的工作。从2008年开始，沈万英跟着父亲一起经营家庭农场，2010年正式接替父亲成为一名新的女家庭农场主，目前经营面积已经达到115亩。
“当时很多人都说我傻，放着城里的舒适日子不好好过，却回到田里干日晒雨淋的苦活。”说起当年放弃工作、回到农村种田的选择，沈万英很是感慨，“但我并不在乎别人的目光，我有自己的主意。那时候父亲刚刚成为松江区第一批农场主，经营面积超过110亩，我感到这是一次很好的机会，有政府的扶持补贴，加上规模化经营和机械化设备的帮忙，还有自己努力学习农业科技知识，肯定能够干出一番事业来。”这个表面上有些文弱的女子，心里却装着很大的抱负。
理想是美好的，但实现的过程却是艰辛的。在农忙期间，沈万英和父母早出晚归，她说，有时候实在太累了，晚上躺在床上的时候，想想明天还要接着干，心里难免会掠过一些后悔的情绪，这种辛苦的程度是朝九晚五的上班族无法相比的。不过，看着自己精心种植的水稻丰收，现在又开始要有自己的品牌了，一切辛苦都那么值得。在沈万英的家里，她拿出了一份印有自己商标的大米真空包装袋，是由“万”和“英”两个字组成的一个图案，这是她自己设计的。沈万英的目标是，打造出真正属于松江本地农民自己的品牌，将种地变成一份真正意义上的事业。
除了种植普通的水稻品种外，沈万英还引入了“早玉香梗”的品种，去年种植了30亩，通过精心培育，大米一上市便受到了欢迎，虽然价格比普通大米高出一截，但依然吸引了很多回头客。不仅如此，沈万英还尝试种植泰国大米，同样引起了良好的市场反响。通过走精品化的路线，沈万英的年收入也翻倍了。“如果全部种植普通的水稻，这115亩田一年的净收益可能也就几万元，而通过自产自销的模式、打造精品化的包装大米，现在一年的收入达到十几万元。”今年，沈万英计划一方面加大市场推广力度，一方面适当增加精品水稻的种植面积。
数据显示，到2011年底，松江全区耕地流转面积已占全区耕地面积的99.4%。截至2012年末，松江家庭农场发展至1206户，经营面积13.66万亩，占全区粮田面积的80％，“松江模式”渐渐为人所知。就此，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部长徐小青认为，以目前的经营水平来看，一个家庭农场可由夫妇两人经营，他们的年收入可达10万元左右。而“松江模式”所带来的范本效应也在全国范围内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推广，据农业系统专家介绍，由农业部推动的家庭农场实验，已经在去年初开始进行，涉及吉林、湖南等多个省市。
依托城镇化发展进程？
有了“松江模式”的成功经验加上今年一号文件的东风，使得家庭农场这一新的农业经营形式普遍为人所看好。事实上，一些地区已在最近几年陆续步“松江模式”的后尘，探索发展了一批家庭农场。截至2012年底，武汉已培育示范性家庭农场167家，据武汉市农业局统计，家庭农场平均农业收入超过20万元。无独有偶，在江苏无锡市的太湖水稻园里，承包430亩土地的周小江的家庭农场也初具规模。
然而，农业专家却为这股热潮泼了点冷水。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宏观经济研究室主任党国英认为，发展家庭农场需要积极态度，同时也要避免急于求成，防止在全国搞“一刀切”。
党国英告诉记者，中国现有农户近2亿，最终会稳定在约1亿户。这就是说，通过城镇化，还要将约1亿户农村人口转移到各类大小城市。这需要一个过程。相应地，土地流转、集中与家庭农场的发育也需要一个过程。一些地方城镇化速度快，如长三角、珠三角地区，其家庭农场的发育速度也会快一些，其他地方则会慢一些。
对此，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郑风田也持相同观点。他认为，按照目前中国的国情，家庭农场只能在特定地区发展，比如在长三角、珠三角等工业比较发达地区，或者是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周边城郊，因为这些地区非农就业机会多，收入高，不少农民也不愿意耕种土地，建立家庭农场相对比较容易。比如目前北京远郊区县的农民可以到城里开出租车，其收入远高于在家种地。所以让这些农民流转出土地比较容易。但对那些远离城市，非农就业很有限，土地流转比较难，家庭农场就很难发展。这些地区的土地既是农民的就业保障，也是农民的社保保障，他们不会轻意地交出承包土地。从这个角度来看，未来非农就业机会与城镇化的速度直接决定家庭农场的发展速度。不能够人为地把家庭农场的发展速度去超载城镇化与非农就业速度。城镇化发展速度快的地区，家庭农场发展速度会快速一些。而在传统的农区，不宜强制农民交出土地搞家庭农场。
可见，未来家庭农场的发展应充分遵循因地制宜的原则，要结合本地区的实际，不要因为已有的成功范本而去一哄而上地仿效。
要不要持证上岗？
除了上述专家所谈到的家庭农场的规模推广在目前阶段较适于城镇化速度较高的地区之外，家庭农场在生产和销售环节上如何取得更好的经济效益？从专业化及现代农业发展要求看，这就需要家庭农场的农场主们不断提高在农技、农机及经营管理方面的水平，农场主持证上岗将成为大势所趋，这也将促进职业农民的发展。
广东省连州市连州镇的农场主邹金城就曾因为2009年的一波生猪价格急转直下的行情而背负巨额债务，回忆当时状况，邹金城直言“呼吸都感到痛。”他总结，经营农场如此惨败，一是不懂市场，掌握不了市场供求、价格等信息；二是生猪养殖粗放，技术不够过硬。
对此，上海市松江区区委书记盛亚飞表示，这几年“松江模式”主要通过开展家庭农场生产技能、农机操作、经营管理等各类培训，提高农场主解决生产实际问题的能力。去年，我们开始实行家庭农场职业资格证书，使家庭农场持证上岗，还积极引导发展种养结合、机农一体家庭农场，使家庭农场成为既种粮、又养猪，还会农机操作的自耕农，家庭农场生产成为一种专业的劳动。目前，全区持有中、初级证书的家庭农场主已达89.5%；到今年底，松江将有50位农场主拿到“家庭农场高级培训证书”，持有中、高级证书的家庭农场主有望突破1000人，占比约85%。
上海市松江区新浜镇南杨村家庭农场主俞周峰告诉记者，去年他承包的95亩粮田，光水稻亩产就可达600公斤，收入超过10万元，再加上“种养结合”养猪带来的收入，年纯收入达15万元，比在城里打工强多了。然而，已持有中级证书的他仍不满足，准备再考高级证书，“多学本事，亩产量增加10公斤，收入能增3000元左右呢”。
农业部农村经济体制与经营管理司巡视员关锐捷指出，之所以提出要发展家庭农场，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要解决职业农民的问题。现在的农业由于人多地少的矛盾，实际上它的经营方面分散、兼业化的农民占主体，因为他所经营这块土地不足以保证最基本的经济收入。职业农民可能是今后培育新型农业主体的一个重要的方向。这种职业农民，相对过去，不是是个农民就可以干活的，他也有资格的审查。比如像日本，职业农民首先要有一定的文化水平，高中、大专以上的文化水平。第二，是要有经营管理能力，要到农场去实习过、实践过，不能一点经验都没有，第三，要懂科学技术。如果达到这种农场主的要求，在日本是要给补贴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