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下，在玉米粘虫害重灾区――吉林农安县，农户正为“虫灾算不算天灾”与农业保险公司争执不下，因为这是关系到灾后赔付的大问题。而与此同时，在内蒙古通辽市，同样遭遇粘虫侵袭的参保农户则幸运得多，当地保险公司已经着手进行勘察和赔付事宜。
农业向来是灾害多发领域，农业保险则被视为这个弱势产业的保护伞。但恰如这一波虫灾所揭示出来的一样：一方面，参保的农户在灾后赔偿时面临一系列理赔窘境；另一方面，还有相当数量的农户徘徊在农业保险的大门之外。农业保险这把保护伞还难以撑起中国农业的艳阳天。
参保户的窘境
发生在8月上旬的这一波虫灾来势凶猛，不长的时间内就席卷东北三省以及华北部分地区。按照一些行业人士的评价：“发生面积之大、危害程度之重为近10年来之最。”
尽管玉米尚未进入收获期，最终影响无法评估，但部分地区减产几成定局。为尽量减少损失，手忙脚乱的农户们一边忙着打药灭虫，一边在匆促间想到了农业保险，希望藉此尽可能挽回损失。
在通辽，虫灾暴发后，当地保险公司根据农户报案，迅速开展现场勘查，并拿出了初步赔偿意见：加入农业保险的玉米水地最高理赔每亩400元，旱地最高理赔每亩220元。
而农安县的玉米种植户就没这么幸运了。根据农安县华家镇的部分村民与保险公司签订的合约，保险公司对由于人力无法抗拒的暴雨、洪水、内涝、风灾、雹灾、旱灾、冰冻（霜冻及障碍性低温冷害）造成保险标的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而鼠害、病虫害、草害则不在保险范围。简言之，这份保险合同只对因天灾造成的农作物减产或绝收负责。
其实，与参保农户尚可在一定程度上借助农险降低灾害影响相比，还有相当数量的农户并未纳入到农险网络之内，他们完全身陷农业灾害风险之中。
张先生是沈阳市一位水稻专业合作社的社长，也是一位农资经销商。他告诉记者，尽管他经营着一家规模不小的合作社，但并未参加保险，原因是“没有必要。”他解释说，当地一般因农业灾害导致农作物减产的情况并不多见，而且就这次在当地暴发的粘虫而言，也是可防可控的，如果专业化防治到位、及时，很难想象会发生如此大面积的虫灾。
河南确山县的一位种粮大户承包了近百亩耕地，但他同样没有参保。与张先生不同的是，他是投保无门。“前些年政府曾经大力推广过农险，当时我们也买了，但这两年，好像没人管这事了，我们也就懒得麻烦了。”他解释说。
农业的保护伞
抛开参保、理赔等环节上客观存在的政策、宣传、体制一系列瓶颈，对农业这个高风险产业而言，农业保险毫无疑问是发展现代农业的重要一环，尤其是对那些从事规模农业的种田大户、种植合作社和农业产业化公司，更是意义重大。
事实上，在这波虫灾中，受损最重的恰恰也就是这些从事规模农业的生产者。刘树军是农安县华家镇的种粮大户，而他今年成了媒体报道中的一个因灾致贫的样本。据了解，他今年承包了7垧半地，为了防治这不期而至的粘虫，每垧地的农药花费已高达2000元。根据他的测算，由于虫灾导致的附加种植成本以及后期可能出现的减产，预计今年7垧半地要赔上5万多块钱。
与以往频发的农业灾害一样，这一次暴发的虫灾，不过是又一次敲响了农业保险的警钟。
根本原因在于面对农业灾害多发、重发的现实，中国农业还难以摆脱靠天吃饭的局面。近些年尽管随着一批现代农业科技的推广应用，已在很大程度上抵消了自然灾害的潜在影响，但大范围、全局性的灾害对农业的冲击仍然不容小觑。
据统计，过去10年间，中国农作物年均受灾面积高达4600多万公顷，成灾面积2500多万公顷，年均成灾面积占农作物总播种面积的比例超过16%。此外，即便是丰年，仍有部分地区会严重减产。2007年东北大旱减产120多亿斤；2009年东北及内蒙古大旱减产160亿斤；2010年全国大丰收，却仍有12个省份减产。
农业灾害频仍不仅打击了众多受灾农户，使得其“多年致富、一灾致贫”，更重要的是挫伤了农民种田积极性，会在一定程度上动摇国家的粮食安全战略。
农业保险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应运而生并逐步得到国家重视。从2004年起，我国开始实施新一轮农业保险试点，历经8年，农业保险对保障农产品供应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农民从中尝到了实实在在的甜头。
与此相应，农业保险这块新兴市场也呈现出爆炸式增长的喜人局面。据了解， “十一五”时期，我国农业保险的保费收入从2006年的8亿元增加到2010年的135.68亿元，增长了近16倍。5年来，我国农作物承保面积从2006年的0.6亿亩增加到2010年的11.6亿亩，增长了18倍。2011年，农业保险继续保持快速发展的势头，实现保费收入173.8亿元，同比增长28.1%，承保主要粮油棉作物7.87亿亩，占全国播种面积的33%。
抛开参保、理赔等环节上客观存在的政策、宣传、体制一系列瓶颈，对农业这个高风险产业而言，农业保险毫无疑问是发展现代农业的重要一环，尤其是对那些从事规模农业的种田大户、种植合作社和农业产业化公司，更是意义重大。 事实上，在这波虫灾中，受损最重的恰恰也就是这些从事规模农业的生产者。刘树军是农安县华家镇的种粮大户，而他今年成了媒体报道中的一个因灾致贫的样本。据了解，他今年承包了7垧半地，为了防治这不期而至的粘虫，每垧地的农药花费已高达2000元。根据他的测算，由于虫灾导致的附加种植成本以及后期可能出现的减产，预计今年7垧半地要赔上5万多块钱。 与以往频发的农业灾害一样，这一次暴发的虫灾，不过是又一次敲响了农业保险的警钟。 根本原因在于面对农业灾害多发、重发的现实，中国农业还难以摆脱靠天吃饭的局面。近些年尽管随着一批现代农业科技的推广应用，已在很大程度上抵消了自然灾害的潜在影响，但大范围、全局性的灾害对农业的冲击仍然不容小觑。 据统计，过去10年间，中国农作物年均受灾面积高达4600多万公顷，成灾面积2500多万公顷，年均成灾面积占农作物总播种面积的比例超过16%。此外，即便是丰年，仍有部分地区会严重减产。2007年东北大旱减产120多亿斤；2009年东北及内蒙古大旱减产160亿斤；2010年全国大丰收，却仍有12个省份减产。 农业灾害频仍不仅打击了众多受灾农户，使得其“多年致富、一灾致贫”，更重要的是挫伤了农民种田积极性，会在一定程度上动摇国家的粮食安全战略。 农业保险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应运而生并逐步得到国家重视。从2004年起，我国开始实施新一轮农业保险试点，历经8年，农业保险对保障农产品供应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农民从中尝到了实实在在的甜头。 与此相应，农业保险这块新兴市场也呈现出爆炸式增长的喜人局面。据了解， “十一五”时期，我国农业保险的保费收入从2006年的8亿元增加到2010年的135.68亿元，增长了近16倍。5年来，我国农作物承保面积从2006年的0.6亿亩增加到2010年的11.6亿亩，增长了18倍。2011年，农业保险继续保持快速发展的势头，实现保费收入173.8亿元，同比增长28.1%，承保主要粮油棉作物7.87亿亩，占全国播种面积的33%。 政策的缺口
农业保险本质上是围绕现代农业而发展起来的一种社会化服务手段，但与风生水起的农业现代化浪潮相比，改良现行的农业保险体制也已日益变得刻不容缓。
瓶颈之一就是鉴于农业保险的高风险性，保险公司为尽可能降低风险，在开设险种时往往设定严苛的条件。严苛的条款一方面使得部分农户不愿投保；另一方面投保后一旦遭遇灾害，农户理赔时又会遇到各种意想不到的障碍。前述天灾和虫灾的辩论，事实上反映的正是这个矛盾。
自然，保险公司设定严格的条款也是情有可原。农业的羸弱性决定了农险的赔付率很高，而一旦面临全局性的巨灾，保险公司承担的赔偿额将是惊人的。有专家根据大连庄河市的数据统计发现，该市2009年到2011年的农险赔付率高达87.4%，远超70%业界公认的盈亏平衡点。如果加上经营费用和其他费用，农险的综合赔付率超120%，保险公司处于亏损状态。
基于此，为激励保险公司参与农险的积极性以及减轻参保农民负担，从2007年开始，中央和地方财政开始对农业保险实施补贴。但问题也接踵而来。
根据规定，作为中央财政补贴政策的配套，省级财政需担负25％的补贴配套，县级财政则一般负担10％～20％的补贴配套。问题是，农业大县多是经济穷县，农险的覆盖面越大、标准越高，意味着本级财政的保费补贴负担就会越沉重，因此这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地方政府推进农险的积极性。
农业保险的高风险性和低盈利还引发了另一个问题，就是保险覆盖口径太窄。目前，在全国范围内，国家实施农业保险费补贴的品种主要有水稻、玉米、小麦、大豆、棉花、油料作物等，这些作物的保险覆盖率较高，但在这些作物之外，一些没有财政补贴的特色农业和经济作物则尚未被纳入进来，而是由各地根据情况自行确定。
这种情况在一些高效农业较发达的地区表现非常突出。山东栖霞市今年5月底曾遭遇罕见冰雹突袭，殃及数万亩正在开花的苹果，但因为没有该项保险，农民只能自己承担损失。同样，在东南沿海台风多发地区，多数特色作物也都没有纳入农险范围。
“农业有需求，政策有缺口。”一位行业人士如此评价农业保险面临的新形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