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了农机合作社，农民喜迎小麦丰收
种植合作社将西瓜销往周边地区
核心提示：
种粮沦为“鸡肋”、丰收反而成灾、青壮年劳力流失、农村“空心化”愈演愈烈，与此同时，刀耕火种的传统劳作方式仍未彻底扭转……这一切就是当今摆在我国农村、农业、农民面前的现实状况。肇始于上世纪50年代的农业合作化，今天重又被拾起。作为一种组织农民进行农业社会化生产的手段，政策层对合作社的扶持态度已日趋明确。或许，机会真的来了！
合作化运动再次成为农业的焦点。
恰如《三国演义》开篇所云：话说天下大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农业合作化我们并不陌生。如果从上世纪50年代我国农村开展的互助合作算起，农业生产经营的分分合合在中国已经历60年的兴衰浮沉。新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尤其是最近的五年，在抖落了历史的纷纷扰扰之后，以农业合作社为标志的农村合作化运动焕发出新的生机。
对于新一轮的农业合作化浪潮，全国人大农业与农村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李乾元曾著书热情洋溢地呼之为中国农业的“第三个春天”。
合作化浪潮
赵夫缘就是这一波合作化运动的弄潮者之一。这位来自甘肃的庄稼汉，一辈子都在农业这片广阔天地里苦苦寻觅。从事农资经销，成立农民致富科技协会，每一次，他都先人一步踩上了农业发展的鼓点。而创办于2006年的宁县锦业果蔬专业合作社，则是他在嗅到了农业新转机之后的又一次敏锐的选择。
与赵夫缘一样，越来越多的人正加入到农业这块淘金的新领地之中。从200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正式实施起，农业合作社的涌现势如雨后春笋。农业部农村合作经济经营管理总站副站长赵铁桥说，截至2011年三季度末，全国依法注册登记的农民专业合作社达48.43万家，实有入社农户3870多万户，农民专业合作社已发展成为农村地区的第四大市场主体。
扶持的政策也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升温。最近发布的中央一号文件，根据记者的粗略统计，在10000余字的文稿中，涉及到农业合作社的内容多达十余处。
“加大对种养大户、农民专业合作社、县域小型微型企业的信贷投放力度”，“通过政府订购、定向委托、招投标等方式，扶持农民专业合作社、供销合作社、专业技术协会、农民用水合作组织、涉农企业等社会力量广泛参与农业产前、产中、产后服务”，“加快培养村干部、农民专业合作社负责人……等农村技能服务型人才”，“扶持产地农产品收集、加工、包装、贮存等配套设施建设，重点对农民专业合作社建设初加工和贮藏设施予以补助……”
与一号文件相映衬的是，农业部、财政部、国家发改委等国家部委近期还破天荒地首次联合开展了示范合作社的评选，发布了6663家首批农民专业合作社示范社名录，并将其列入国家财政扶持范围。总体上，政策层目前正着力从四个方面扶持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
产业政策上，一些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建设项目，可委托有条件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实施；财政上，中央和地方分别安排资金，支持农民专业合作社开展信息、培训、农产品质量标准与认证、农业生产基础设施建设、市场营销和技术推广等服务；金融上，政策性和商业性金融机构采取多种形式为合作社提供金融服务；税收上，农民专业合作社作为独立的农村生产经营组织，享受国家规定的对农业生产、加工、流通、服务和其他涉农经济活动相应的税收优惠。
第三个春天
如果说60年前的农业合作化还是一场脱离生产实际的自上而下的运动，那么今天风起云涌的合作社则正在催生着现代农业的降临。
发轫于1951年前后的农村互助合作推动了农业生产力的极大发展，但在随后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中，盲目的合作化让农业遭受重创。而1978年12月，安徽凤阳小岗村18位农户的生死契约，则揭开了中国农业家庭承包的大幕，分产到户再一次激发了农业的生机。
在李乾元看来，一家一户分散的农业生产，已经不能适应新的农业生产形势，新一轮同样由中国农民自发促成的合作化浪潮，将给中国农业带来第三个春天。
在李乾元的著述中，他提出了当代农业发展遇到的新困惑：农产品滞销，丰收反而成灾，甚至引发自杀事件，大市场与小农业如何对接？农资价格、人工成本飙涨，种粮越来越不划算，农民经济学让他们选择抛荒土地和外出打工，农村空心化现象令人忧心。
与此伴随的一个突出现象是，农业收入占农民纯收入的比重在持续下降。据中国社科院的一份蓝皮书介绍，从1990年到2009年，家庭经营性收入占农民纯收入的比例从75.8%下降到49%。对一些农民而言，农业已经沦为了副业，对农业的投入积极性大为降低。
而解决这一问题的钥匙就是要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使松散的小农户连接大市场，将小农经济提升为大农经济，实现农业转型。
李乾元认为，农业的组织化，一方面有利于新技术的推广应用和机械化作业的有效实施，推动农业标准化、规模化、产业化；另一方面实施统一作业、统一管理，可以提高农产品竞争力和农业综合效益。
锦绣千村农资连锁（北京）有限公司总经理孙向东向记者这样描绘合作化农业大生产的蓝图：通过信息化手段将农户、上下游企业、金融、科研单位和政府部门整合在一起，一方面将先进的农业种植技术、完善的农业生产服务和优质的农资投入品提供给农户，一方面发展订单农业，为农产品销售流通搭建高效的平台，实现小农经济和大市场的对接。
无疑，在这个大流程、大生产里，合作社作为一个单元，是一切生产要素集聚的核心。
谁在拨动合作化的琴弦
赵夫缘是一位农民，其实他还是一位农业土专家，他谙熟很多农业技术，还发明了宽地膜覆盖技术，算是农村的能人。如果按照政府文件的提法，他正式的称谓应是一位农村实用人才。
除了赵夫缘这样的农业技术人才，近年来推动农村合作经济发展的各路人马正不断壮大，甚至不乏资本的身影。
锦绣千村是一家农资连锁公司，作为支农企业，他们同样在积极探索现代农业的合作化模式。
孙向东介绍，依托公司遍布全国的3000多个网点，他们将每一位消费终端纳入为自己的会员，在为他们提供优质农资的同时，还根据所在地的种植结构和农时，定期通过通讯平台给他们提供病虫害、种植技术方面的标准化服务。“某种意义上，我们的每一个网点就是一个小合作社，而北京的总部就是总社。”
如果说农业的上游企业介入合作化，出发点是为了扩大农村市场，而下游企业介入合作化，则是为了建立稳定、安全的原料基地。宁夏枸杞红产业集团是这方面的代表之一。
据一份资料介绍，宁夏枸杞红产业集团采取公司加农户的模式，将农民组织起来，采取订单农业模式，实施无公害种植，同时以保护价收购，在缓解宁夏枸杞产业的大市场和小农户的矛盾方面，树立了一个值得借鉴的合作经济样板。
当前，农村合作经济已经呈现出多方参与、模式多元的鲜明特点。李乾元总结了当前在中国农村数种发展较为成熟的农业合作社模式。公司加农户合作社，这是以公司为龙头，围绕一项农业产业和农产品，同农户签订经济合同，实行生产加工销售一体化经营的合作模式。土地股份合作社就是在不改变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前提下，将经营权转化为股权，委托合作社经营，按照股权从土地经营收益中获得分配。农机合作社顾名思义，是以提供农机服务为主的合作社，创办主体一般有大户、村民、龙头企业等，按照所占股份获得收益。此外，还有农民资金互助合作社、农民股份合作社，等等。
尾声
虽然辛苦打拼近6年，但赵夫缘觉得至今还没有尝到创业者的喜悦，他的合作社运营并不如意,困难多多。对他而言，他仍然在一次次翘首等待形势的转机。
实际上，赵夫缘并不是个案。虽然农业合作化方兴未艾，但面临的瓶颈也是多重的。比如，合作化经营需要土地的大规模流转作为前提，但在现行农村土地政策下，加之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的门径存在局限，可以料想，这一切绝非朝夕之功。
再如，合作社的资金扶持力度还不够大，资金使用还不规范。诚如一位行业人士所言，目前在林林总总的农业补贴中，对农民的直补方面做得相对较好，但在涉农项目的奖补资金运作上，并不尽如人意。
不过，一切都在必然地向好的方向发展。深冬的一个中午，在北京的一处餐馆，面对记者，刚参加完一次相关会议的赵夫缘难掩兴奋地说：“我感觉今年将是我的一个机遇年、腾飞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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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发布的《全国现代农业发展规划（2011-2015年）》将提高农业产业化和规模化经营水平作为未来五年建设现代农业的八大重点任务之一。为实现这一目标，规划提出要强化农民专业合作社组织带动能力，广泛开展示范合作社建设行动，开展标准化生产，实施品牌化经营；加大合作社经营管理人员培训培养力度；支持农民专业合作社参加农产品展示展销活动，与批发市场、大型连锁超市以及学校、酒店、大企业等直接对接，建立稳定的产销关系；扶持合作社建设农产品仓储、冷藏、初加工等设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