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张四代

今年中央政府依然将三农问题作为全年工作的重中之重来抓，与此相呼应的是“如何通过建立现代农业实现农业发展方式转变”成为农业委员和代表关注的焦点，而其中的土地流转、耕地质量和数量的保护则成为两会代表们热议的核心问题。随着农业科技不断提升、市场经济不断开放、城镇化逐步扩大，这种集约化农业再次面临资源、环境和市场的挑战。一场悄无声息的耕地保卫战即将打响。

18亿亩已逼近我们

提起18亿亩耕地红线，每个人都不陌生。2007年3月4日，有着15年政协经历的老委员、中国农业大学杨志福教授曾以《敢问中国农业发展路在何方》一文向温总理提出，保护耕地资源和水资源刻不容缓。时隔4年，在全国政协十一届三次会议小组讨论中，林嘉騋、许雷委员不约而同地将18亿亩耕地红线提上小组讨论平台。

据福建省科技厅原副厅长林嘉騋委员介绍，由于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和生态建设力度加大，“十五”期间（2001-2005年）耕地面积净减少9240万亩。由于党和政府的重视和全社会的共同努力，最近几年耕地减少的速度有所放缓，到2008年12月31日，耕地总面积为18.2574亿亩，三年减少526万亩。许雷委员同样给出了一组数据，以2000年为参数，2001～2008年的8年间，全国共减少耕地1.25亿亩，年均减少1562.5万亩，距离18亿亩“红线”仅差2500万亩。“如果不加以控制，两年以后就将突破红线。”许雷委员表情严肃，声音很大。

杨维刚委员同样提出，要着眼国家粮食安全，切实加强耕地保护。随着城乡经济快速发展，土地利用粗放、耕地质量下降、耕地保护责权利不对等使耕地保护难度加大，18亿亩红线受到严峻考验，国家粮食安全受到严重威胁。

不止18亿亩这么简单

当我们还严控18亿亩红线的时候，另一个问题又向我们扑来，即耕地质量也在下滑。林嘉騋委员表示，中国耕地质量普遍偏低、耕地质量下降等影响国家粮食和食品安全。根据2009年国土资源部发布的中国耕地质量等级调查与评定成果，全国优等地、高等地、中等地、低等地面积占全国耕地评定面积的比例为2.67%、29.98%、50.64%、16.71%，中低等地面积合计比例占67.35%。

林嘉騋强调，全国耕地有机质含量平均已经降至1%，明显低于欧美国家2.5%～4%的水平。土壤养分供应不平衡，中国缺钾耕地面积已占总耕地面积的56%，约50%以上的耕地微量元素缺乏，70%～80%的耕地养分不足，20%～30%的耕地氮养分过量。化肥和农药投入量大、利用率低以及农膜回收清除不力等正在加重土壤污染。

根据林委员提供的数据，在2000万吨氮肥消费中有1200万～1400万吨被损失掉；而中国在农药使用上仍采用每公顷600升以上的大水量粗喷洒法，农药有效利用率只有10%～30%，远低于发达国家50%的水平；2007年中国塑料薄膜使用量为105.6151万吨，平均每亩0.578公斤，给耕地质量带来很大压力。

土地流转带来新问题

为了加快农业发展步伐，党中央国务院提出，农村土地使用权可以按照依法、自愿、有偿的原则自由流转，一方面解放农村剩余劳动力，让更多的农民向二三产业进军，另一方面使土地规模化，农业集约化经营。但是，土地流转在带来新优势的同时也带来一些矛盾。

“有些地方出现了一些不注重保护耕地和不利于坚持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现象，必须引起高度关注。”3月10日，全国政协第十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第四次全体会议上，全国政协委员、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陈锡文指出，有些地方热衷于把工商企业等大资本引进农村，直接租赁农民承包地进行农业生产，改变了农户作为农业经营主体的地位。把农民变成雇工，将对农民的心理和农村社会组织结构产生深刻的影响；公司租赁农地后绝大多数不从事粮食生产，只种植价值高的经济作物，甚至违法进行非农建设；一旦市场发生变化，产品销路不好，公司一撤，给农民留下大量遗留问题。

全国人大代表、河南农科院小麦育种专家许为钢说：“土地流转方式保证了农民能够按照联产承包责任制要求的使用权流转，保障了使用者在拥有使用权后产生收益。但是我们将面临另外一个矛盾，就是当土地使用权流转以后，获得使用权的经营者要付出一定的成本，而种植成本增加，让很多土地在流转

以后不再从事粮食生产，而转向附加值更高的经济作物的生产，如小麦、玉米变成水果、蔬菜的种植等。”他们的观点不谋而合。

保护耕地就是稳定社会

温家宝总理在部署2010年工作时强调，“深化农村改革。毫不动摇地坚持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加快完善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现有土地承包关系要保持稳定并长久不变。加强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管理和服务，在依法自愿有偿流转基础上发展多种形式规模经营。”

面对耕地面积减少、人口不断增加、耕地质量持续下降，林嘉騋委员建议，政府要大力支持土壤改良和修复工程，科学使用土壤改良剂和土壤修复剂，快速培肥地力，变沙漠为良田。他举例说，中国耕地中有70%是中低产田，如果将10%的中低产田改造成高产田，使其单产提高10%，相当于新增耕地1300万亩。许雷委员认为，要从改造荒漠、河滩和小城镇建设中开源节流。

杨维刚委员表示，要建立耕地保护补偿机制，调动保护耕地的积极性。在增加有效耕地面积、提高耕地质量的基础上，做到“四个结合”：即与农业结构调整相结合；与承包经营权流转相结合；与新农村建设相结合；与统筹城乡发展相结合。

从18亿亩红线，到耕地质量急剧下滑，再到耕地使用权流转带来的诸多问题，再次将土地推向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浪尖上，也许这场耕地保卫战将成为“十二五”国家规划中最为重要的问题，因为它关乎粮食安全、食品安全与整个社会的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