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的化学工业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而化肥行业是整个化工领域中发展速度最快的行业之一。中国化肥在全球化肥中的地位也由原来的无足轻重变为举足轻重。今年中国政府对化肥采取的关税政策，不仅对国内化肥市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也较大幅度地影响了东南亚化肥市场，甚至对于全球化肥市场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全球化肥业界对于中国企业、中国市场的关注程度越来越高，他们对于中国化肥改革开放的三十年有什么看法？他们对于中国化肥目前的发展阶段有什么评价？就此，本报记者采访了前国际粮农组织、国际肥料工业协会农业专委会副主席罗伯·罗尼先生。他以自己的视角对中国化肥进行了评价与判断。

《农资导报》：您认为农业与化肥产业应该以什么样的方式互动，才是最合理和有效的？

罗伯·罗尼：从全球范围来看，农业与化肥行业间的关系各不相同，基本划分有三类。其一是以国家政策补贴主导型的模式，这种模式中国家靠大量的补贴政策来扶植农业，农业从政策中获取的补贴有一部分就转移到了化肥行业上；其二是市场自主调节型的模式，这种模式主要存在于农产品价格较高的国家和地区，农民出售农产品的收入足以满足他们购买化肥的需要，基本不需要国家政策的补贴；其三是两者互相结合的模式，这种模式介于前两者之间。我个人倾向于第二种模式，我认为这种模式下的化肥行业是最有竞争能力和生存空间的。

《农资导报》：您对中国化肥政策的观察还是很仔细的，您对于政策过多、过细地参与到化肥行业的发展过程有什么看法？

罗伯·罗尼：我认为国家政策对于化肥行业的关注是必须的，但是这种政策性的关注应该偏重于基础和大的方面。如果把化肥行业比喻为一所房子，我认为国家政策应该为房子打好基础。举个例子，一家企业兼并生意总额可能高达几百亿美元，这应该算是一桩大买卖，但在很多国家和地区，这只是一项企业间的生意，只要买卖双方谈妥价格与方式，就可以成交。但是以我在中国做事的经历来看，企业的兼并需要地方甚至中央级政府的批准。这中间耗时较长，往往造成批准程序完成后，生意的最佳时期已经错过。但我也发现，近几年，中国政府对于化肥行业的很多管理办法与政策引导都是在向着更市场化的方向调整的。

《农资导报》：2008年中国对化肥行业的一个最重大的政策就是对化肥产品出口的调控，此项政策也引发了全球化肥市场的波动，对此您有什么评价？

罗伯·罗尼：中国政府调控化肥出口的政策是比较严格的，也引发了全球化肥市场的相应波动，特别是在东南亚地区引起的波动更大。

我认为，在中国现行的对化肥行业进行管理的政策结构中，出台这样的政策是有其相当多的理由的。一是为了保证中国市场的供应充足；二是为了保证优惠政策不外流；三可以平稳中国国内的化肥价格。

但如果在全球角度下看待这个政策，就未免有些管得过于细过于具体了。这样有可能会阻止中国企业进入全球市场的进程；也可能会造成局部地区的产品短缺，比如东南亚地区的化肥缺口由此增大了。

我认为从长远来看，对化肥出口的调控政策效果会越来越小，因为企业可以采取新的生产或贸易模式来回避政策的调控。

《农资导报》：目前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已波及很多国家和地区，您认为它对全球化肥行业的影响何在？

罗伯·罗尼：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对于化肥行产业最大的伤害是，使企业在银行方面融资非常困难。化肥生产和化肥贸易都是高资金消耗的，以前化肥贸易可以借助银行的帮助完成。这样不需要占用企业太多的资金就可以顺利完成交易。但在目前的情况下，企业不可能从银行得到资金支持了。这样一来，规模较小、资金实力不足的小企业首先感到压力，原来可以做成的生意现在没有办法完成了。如果金融危机持续时间长的话，一部分小企业就可能倒闭。我注意到中国的江浙两省已经有些小企业呼吁银行放宽对他们的贷款政策了。

《农资导报》：看来全球企业遇到的问题可能是类似的。您认为中国化肥行业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与全球化肥行业相比处于什么阶段？将来的空间怎么样？

罗伯·罗尼：我认为中国的化肥行业在过去的三十多年里有很快的发展，目前的产业规模与模式应该更接近于全球化肥行业二十多年前的状态。我注意到一个有趣的现象，目前中国的几大石油公司拥有自己的化肥业务，像中海油还在加快收购一些化肥生产企业。这很像二十多年前的全球化肥产业，当时壳牌、埃索等大石油公司及大矿业公司都拥有化肥生产业务，但现在他们已经把这部分业务分离出来了。因为对于大石油公司、矿业公司而言，化肥业务从总量上不可能是其主营业务，只能是辅助性的业务。在这样的情况下，大公司不可能对化肥业务作全力以赴的研究与推进。我认为中国化肥行业现在还处于与上游能源和矿业企业联合的阶段，随着产业的发展，还会分离出来。而且由于中国的人口数量和土地状况，我认为中国化肥行业会有很大的发展空间，企业会有很多的新的探索和尝试机会，无论是在本国还是在全球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