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亚有机农场的农场主正在查看土壤质量

美国CSA农场正逢收获季节

□ 本报记者龚洁核心提示CSA模式（Community Support Agricultural社区支持农业）的含义是，一个自由组合的农产品消费团体，向有资格的农场订购有机农产品，货款须预付。它所倡导的一种生活理念是“食在当地，食在当季”。这一理念也开始为当今大城市的中国人所了解，并已有人开始付诸于行动。以CSA模式进行农业生产，其生产过程中坚持摒弃使用农药、化肥，这也让不少人产生了质疑与争议，CSA模式与中国现实到底有多少契合度？

近期，一场来自加拿大的有机农业土壤管理培训在中国人民大学举行。加拿大有机农业专家Denis La France和与会的CSA（社区支持农业）农场主们分享了如何在有机种植过程中通过改善土壤来提高作物质量的经验。培训期间，针对如何因地制宜利用堆肥、绿肥逐渐改良土壤品质，中外学者和CSA农场主们进行了热烈的讨论。据记者了解，目前国内CSA农场的数量正在呈不断上升的趋势，尤其是在经济较发达的大城市周边。与此同时，随着舆论对食品安全问题的日益关注，CSA农场这一模式正在为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一部分都市白领及中产阶级已率先体验CSA农场模式为他们生活所提供的健康和便捷。

那么CSA模式是以怎样的方式运营？简而言之，CSA模式的运营首先由客户承诺为农场种植者提供支持，并分担生产的风险和收益。通常客户们都要支出一笔预付款，为农场提供流动资本，然后在生长季节期间消费者可以得到农场产品的定期输送或分配。这样，CSA把城市消费者与农产品的来源直接连接了起来。

女博士的“冒险”

作为国内第一位公费去美国务农的学生，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博士石嫣于2008年4月飞赴美国深造，然而她却没有踏入校门，而是来到了明尼苏达州的一个名叫“地升农场”(Earthrise Farm)的农场，由此开始了为期6个月的“洋插队”农耕生活。

在地升农场“务农”期间，石嫣发现，农场的蔬菜是无机种植的，肉类和牛奶由附近散养牲口的农户提供，面包用自己种植的小麦磨成粉制作，鸡蛋是农场散养的母鸡所产，草莓酱、酸奶、比萨都是自己做的。在农业资本化的大潮中，怎样才能保护艰难生存的小农?这样的理念和生活方式，触动了石嫣的思索。

2008年年底回国后，石嫣便着手建立中国第一个CSA农场。最终在离北京市中心两个半小时路程的凤凰岭脚下，“小毛驴市民农园”正式开张了。

在小毛驴市民农园创建伊始，最令石嫣困扰的问题是农民和消费者之间彼此承诺、互担风险的信任是CSA的精髓，可是预先付费挑战的却是中国人根深蒂固的消费习惯。如何改变国人这一固有的观念？根据美国经验，最初石嫣的招募广告只通过发邮件的方式在老师和朋友中“口口相传”。同时，小毛驴市民农园作为人民大学产学研基地的性质，加上石嫣的博士生导师、著名的“三农”专家温铁军的声誉逐渐让客户增加了信任度。

那到底什么样的人会选择成为CSA农场的客户，由财力决定，还是认识水平?在美国，频繁购买有机食品的人年收入为43280美元，而经常购买的人年收入在15000美元以下。石嫣认为，在一定经济收入基础上，对食品安全认识度的高低更决定了人们是否选择有机食品。因此，对消费者的教育和宣传就显得尤为重要。

目前，“小毛驴”的客户分为两种类型，普通份额和劳动份额，两者都要在种植季开始前与农场签下一个为期20周的协议，并提前付费———农业种植中的风险由农场和客户共同承担。而每周末则是考察农场一周工作的时候：周六要给普通份额的客户们送菜，劳动份额的客户也要在周末两天来自己的菜园劳作。而随着食品安全问题受到广泛关注，“小毛驴”的理念也为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和认同。记者在小毛驴市民农园的网站上看到，普通份额的购买和劳动份额的招募都得到了热烈的响应。

谈及CSA农场在中国的推广，石嫣认为CSA首先是一种营销模式，只要生产者与消费者这个链条建立起来，它就会很好地解决小农场的市场问题。营销流通渠道一旦建立，即使是边远山区或欠发达地区农村，若这些农产品就是这些市民所需要的，依然可以解决他们的有机农产品的问题。

大农业还是小农场

伴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深入发展，农业领域的国际竞争近年来已上升到以产业链为载体所形成的国家经济和区域经济层面。这种不见硝烟的“粮食战争”，进一步推动世界农业进入产业链竞争时代。

在国内，近年来，央企、外资、民营资本纷纷瞄准了大农业未来的发展，尤其是在农业产业链的构建上，既有沃尔玛的农超对接，也有日资在山东莱阳租地种粮，当然也有致力于打造“从田间到餐桌”全产业链的中粮集团。近日，国际著名投资家吉姆·罗杰斯更提出了，2012年只对农业乐观的观点，这无疑再次提振市场对农业领域投资的热情。一边是各地逐渐兴起的CSA农场，一边是资本觊觎的大农业“这块蛋糕”，在大农业和小农场之间，作为最终消费者的我们，应该选择哪一种模式？

西安首家CSA农场的负责人包东海在市场营销方面就遇到了始料未及的难题。“会种菜的农民太难找！”包东海说。他告诉记者，种菜其实是个技术活，现在真的很难找到一个农民“会”种菜，不用化肥、不用药、也不用激素,农民都说“不会种”，我们现在专门雇有4名技术员，尝试不上化肥，不打农药、激素的各种“土办法”，但是人力成本很高。

成本高必然导致菜价高。“有的客户拿到菜，看到满是虫眼，菜长得七拐八扭的很失望，觉得花了高价很不值，就要求退钱，如何留住客户是我们需要思索的一个问题。”包东海继续说，“而且，一下子预付一年的蔬菜费用，还要承担风险，大多数中国人对这种美国舶来品也多少有些不习惯。”随着CSA模式为越来越多人所认识，在一些经济发达地区周边的乡镇都在探索建立适合中国国情的CSA农场，从而发展当地经济，为农户增收创收提供新的途径。然而在不少农户对自家建立小规模CSA农场寄予极大期望的同时，不少业内人士也“泼起了冷水”。

在江苏启东当地的论坛上，不少网友也对CSA农场发生了浓厚兴趣，谋划着也能在当地开设一家以“回归自然”为主题的CSA农场。然而就有网友跟帖表示，这样的初衷和想法固然好，但在当地愿意以这样的方式种地的农户肯定是绝少数，因此在农户招募上首先就会遇到一定的困难。而另一位网友则表示，CSA农场的模式目前只能属于试验阶段，规模化、盈利化较难实现。

此外，还有一位网友提出，目前CSA农场模式主要是绿色为主题，而不是经济为主题，实际上最终成本高于普通价格(当然如果规模化以后可能会解决)。客户群主要面对那些对价格不太敏感的人群，但现实中，中国的大部分消费者还是以价格为主导，对生态环境的重视度在其次，所以目前以多数人的收入水平来看，玩不起这个东西。再过几年，市场起来了，才可行。

针对这一问题，记者采访了一位名叫王丽君的农资经销商。她直言不讳地告诉记者，CSA农场这种模式的确不错，但目前合理的方式还是小面积发展有机生态农业，如果全部铺开去搞，恐怕温饱问题都难以解决。

采访后记

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几乎每周都有类似于有机农夫集市这样的赶集活动举行，而这些集市活动的商户绝大多数是来自城市周边CSA农场的农场主。在去年12月一个寒冷的周六，记者来到北京有机农夫集市的一次活动现场，虽然室外温度在零度以下，却丝毫没有影响到室内如火如荼的农产品交易。尽管这些蔬菜、鸡蛋、牛奶、奶酪、果酱等的价格均高于超市，但依然吸引了不少崇尚生态、健康的都市人趋之若鹜。

然而，精细化、小规模的农业生产所带来的问题便是产量难以有大幅度的提高。在人均耕地面积有限的中国，这样的生产方式显然难以满足每一个人对“吃饱”的要求。与此同时，CSA农场所倡导的农民和消费者之间彼此承诺、互担风险的规则，在现阶段的中国能够将此一以贯之的人恐怕仍是少数。诚如西安CSA农场的负责人包东海所说，不少顾客看到满是虫眼，“卖相”不尽如人意的蔬菜时，难免流露出失望的神情，这就更难让他们坚持拿出比超市同类蔬菜更高的预付款坚持在CSA农场购买蔬菜了。

由此，尽管食品安全问题受到舆论的空前关注，但在大农业和小农场之间，CSA农场这一模式在中国显然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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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SA农场于20世纪60年代在德国、瑞士和日本出现。上世纪60年代的日本，加工和进口食品越来越多，本地农产品越来越少，家庭主妇们开始关心农药对于食物的污染。于是，她们与有机食品的生产者达成互助协议。在市场需求转变的情况下，日本农户的生产模式也开始转变。如今，日本的稻米仍是100%完全自己供给,有机生产已达到总量的50%左右。

1986年，美国第一家CSA农场在马萨诸塞州建立。如今，美国已有5000多家农场采用这种模式，约覆盖30万家庭，改变了近百万人的日常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