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龚洁

继本报8月30日报道湖南岳阳水稻种植大户仓库中出现裸瓶农药之后，近日又有媒体曝出浙江舟山种植大户家中发现大批高毒禁用农药。问题农药将“黑手”伸向种植大户的事件屡屡发生，这为农药监管工作再次敲响了警钟。

当前，土地流转带动了一部分有能力的种植户承包更多的耕地进行规模化生产。专家提出，农业集约化将是未来我国农业发展的一大方向。然而，对于这些种植大户来说，一方面希望产量多多益善，增加经济效益；另一方面则不得不面临化肥、农药等农资产品用量大、价格上涨所带来的种植成本上升。对种植大户而言，在种植成本与实际效益之间，似乎总存在难以解决的平衡问题。多地种植大户由问题农药所引发的一系列问题，其症结多半也在于此。

记者在调查中发现，种粮大户获得农药的途径通常分为两种，一是通过当地大型批发商购入以获得较低的批发价；二是直接将病虫害防治委托专业化防治公司进行操作。这两种方式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均存在不少漏洞，而这些漏洞恰恰就给了问题农药生存的空间。

发生裸瓶农药事件的岳阳种植大户直言不讳地告诉记者，作为种植大户，需要面临地租、人工、农资等方方面面的问题，运营成本并不是一个小数目。而专业化防治公司给出的统防统治价格很优惠，同时又节省了自己合作社的人工，何乐而不为？

据知情人士透露，一部分专业化防治公司现在所报出的统防统治价格并不高，有些甚至仅维持在保本的水平，但与此同时，这些公司为种植大户所提供的服务又需要达到一定的防治效果给客户以交代。在这样的情形下，综合人工、成本等问题，存在一定的猫腻并不稀奇。

浙江舟山的种植大户则说，之所以仍在使用已经被禁的高毒农药，还是有赖于其杀虫效果好，而且价格便宜，这对种植面积大的种植户来说太具有诱惑力了。可见，在杀虫效果和价格面前，一部分种粮大户还是将条例法规抛于脑后了。

事实上，问题农药在基层屡禁不止，进而将“黑手”伸向正在日益发展壮大的种植大户队伍，既有基层执法部门的监管不力，但部分种植大户明知所用药有问题，但出于成本考虑而采取“默许”的态度也是不容忽视的诱因。业内人士表示，随着近期各地出台措施提高农药经营门槛，净化农药经销商队伍，意味着问题农药的生存空间将越来越小。更值得关注的是，目前舆论对食品安全问题已处于一触即发的状态，若是种植大户再“纵容”问题农药流入自家田地，不得不说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